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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入朝，天下就能长治久安，岂不是矛盾？
罗从彦说道：“是以，君王当仁与法一，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赵宁再也忍不住：“善！先生此言如金石！”
罗从彦所说的仁与法一，是指仁德和法治要统一，朝廷既要懂得施以仁政，也要严厉执行律法。
这补充了他上一句只靠君子立朝而治的缺陷，这也是许多儒生不具备的思想。
罗从彦不愧是北宋末年思想大家，赵宁算是切身体会到。
不过，什么叫思想家，什么叫政治家，得分清楚。
思想家有通透的思想，政治家不仅有通透的思想，还有老练的治国之术。
思想家更侧重道的层面，政治家道与术皆通。
罗从彦是思想家，不是政治家，这一点赵宁清楚。
没关系，他本身就没指望罗从彦能从政，他需要的是罗从彦在官学中，发扬他的思想。
不在苛责于人，而在于能者居其位，从善如流。
此乃用人之道，亦是君王之道。
赵宁说道：“赐先生观文殿大学士。”
观文殿大学士是从二品官员，比包拯当年的龙图阁直学士的正三品还要高。
当然，这是虚职，属于恩宠至极。
罗从彦道：“谢陛下，臣必尽心竭力。”
古人以忠义来维持等级秩序，而上位者权力过大，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
何以约束权贵？
中国古代是外儒内法，表面上是儒家，其实内核很依赖法家。
但古代的法，如何约束权贵阶层？
罗从彦说以德正官，让官员修心养德，又说要仁政与法统一，严格执法。
这些都是道的层面。
如何严格执法？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法之执行，牵涉多方博弈平衡。
从宏观层面，权贵阶层不可能用法伤害自身利益。
权贵内部的监察，有一定作用，但终究是自查，却也缺了威慑力。
那怎么办？
所以，太宗才说：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民是法之公正的威慑者。
罗从彦退下后，赵宁心绪难平，在文德殿沉思良久。
他又提笔开始写：《舟民之论》。
官学堂成立迫在眉睫，此事也办得非常低调。
五月二十七日，赵官家安排了第一批进官学堂的官员，全部是农政司的年轻官员。
官学堂的教材都准备好了：《实事求是》、《官论》、《舟民之论》。
当然，还有罗从彦的《语孟解》、《书斋记》、《遵尧录》、《台衡录》、《中庸说》。
至此，新政衙门和新学第一次结合起来。
大宋朝新政这才算是真正登上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