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原则在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把“八议”写入法典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的、明确的、严格的保护。从此时起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历经一千六百余年而相沿不改。
唐朝法律规定，上述八种人犯了死罪时，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判，要先禀报皇帝，说明他们犯的罪行，以及应议的种类，然后请求大臣商议处罚方案，然后交皇帝决定批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议，照惯例减一等处理。但如果犯了十恶重罪，享受八议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变处死方式，有的则仍然流放。
自《唐律疏义》确立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的“八议”制度以来，一直到《大清律例》，“八议”之法便成为皇亲国戚、功贤故旧、贵族官僚等八议之人逃避和减轻封建法律制裁的护身符，八议之人犯罪可以堂而皇之、有法可依地享有“议、请、减、当、免”的特权。但是，随着**统治的加强，到明清，特别是到了清代，“八议”之法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缩小，乃至载而不用，徒有虚名了。
在中国古代权力之争的演变过程中，一直存在皇权与相权(代表百官)的斗争，最后，皇权取得绝对的胜利。1383年朱元璋杀胡惟庸，罢宰相而不设，中央职能部门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总揽一切大权，乾纲独断。从明代开始，君臣关系远不是以前那种两种权力可以互相牵制的关系了，人臣完全成为皇权的奴仆，无论你有多高品级的职位爵位，多大的军功才干名望，皇帝可以凭着一时的愤怒，将你当场“廷杖”致死，人臣的体面被剥得精光。“八议”之法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色彩，一切均由皇帝“临时酌量特予加恩”。维护贵族官僚特权的“八议”之法再也不足为训。
清代完全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了明代的独裁**政体，虽在《大清律例》中明确记载了“八议”律文，但再也难找“八议”案例。这大概还与从努尔哈赤以后的清历朝最高统治者的法制思想有关。满洲兴起于奴隶制军事民主时期，开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的历史阶段，第一代君主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和对明、对蒙古战争的实践中，认识判必须用法律来约束军队、团结内部、贯彻政令、统一行动。努尔哈赤以明朝国力不断衰微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朝之所以每况愈下，就在于“法令不公平、不严明”所致。所以，在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和之后，努尔哈赤就不仅重视法制建设，而且在实践中强调公平执法，特别是要求权贵守法。他明确表示：“悖道行乱，就依法惩办。就是掌管国人执政的诸贝勒，也依法惩办。”在这一点上努尔哈赤说到做到，即使他的兄弟子侄违反法度也同样予以惩治。例如，他诛杀了“通谋欲篡位”的女婿蒙格布禄，处死了心怀异谋的长子褚英，处罚了向诸小贝勒勒索财物的身居五大臣之一的养子达尔汗蚱。1629年继承汗位的皇太极遵循乃父努尔哈赤公平执法的遗训，强调“国家立法，不遗贵戚”。在“参汉酌金”订立成文法的过程中，虽然仿照传统的汉族封建法典确立了“十恶”六条，但终皇太极之世，始终没设立保护、纵容权贵违法妄行的“八议”之法。
——援引自百度百科，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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