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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祯九年初，杨嗣昌在延庆办的工厂开始起步了。但它还是杨嗣昌的秘密工程，朝廷里谁也不知道，这是因为杨嗣昌自己也没有把握，如果宣扬出去，而又一事无成，脸面是小事，搞不好会招来祸端。
北京的西部山区盛产煤炭和铁矿石，这里的煤矿、铁矿明代时已经开采了，在现代，这里有着名的石景山钢铁厂，就是后来的首都钢铁公司，还有门头沟煤矿，所以这里的铁矿石和煤炭都不缺。
他们先是解决炼钢，然后是铸造炮管，他们也是仿照联省工厂的办法，用旋转离心的原理铸造无缝炮管，动力只能采用水车。
加工可是大难题。南京的军火工厂加工枪管用的是拉刀，而拉刀是联省提供的，孔径9.2毫米，他们设计的火炮口径是62毫米，谁能给他们提供拉刀？再者说，除了内孔还有不少的部位需要加工，总不能都用凿子、铲子加工吧？
他们选择62口径是因为锦衣卫搞来的国防军掷弹筒的样品，还有几发炮弹，这是他们设计制造的根据。国防军的掷弹筒装备到班，一个连就有十门，是很普遍的武器装备。全国的国防军现在有十几万，军械库都要上百，以锦衣卫的能力搞一门掷弹筒应该不难。
米和毫米的计量单位和量具当然都是周成、林祥他们带来的，这也就成了他们工厂使用的计量单位。
顺便说一句，凿子、锉刀、刮刀的加工就是钳工的工序，从某种程度上说，钳工是万能的。在现代，一个人就可以生产枪械的小作坊，其大部分零部件都是钳工工序加工出来的。
被逼无奈的他们，在周成、林祥的指导下，也像朱万化起步时那样，开始制作原始的车床、钻床、铣床、刨床等这些基本的机床。他们的条件比当初朱万化在浙江创业时好多了，因为他们可以买到联省出产的型钢、轴承螺栓等多种原材料。特别是刀具，如果不是靠购买，他们要自己冶炼出工具钢还不知道要多少年。
到了九年六月，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他们终于买来一台蒸汽轮机，连同配套的锅炉、减速箱，他们终于有了一台大功率、又方便移动的动力。
他们造出来的机床，太简陋，太粗糙。被称作机床都很勉强。但是，再差、再低级的机械设备也是强过人力的，迫击炮没有膛线，发射炮弹时膛压小，这些都提供了方便制造的机会。
迫击炮的炮弹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主要的弹体是铸铁加工件，弹内装*。头部的引信是加工组合部件，内装击发药。尾部也是加工组合件。
炮弹的难点在于引信中的击发药，他们如果长期的生产制造，就需要自己研制产品了。但是试制阶段就可以直接采用联省提供给南京军火工厂的铜帽，或者拆解他们手中的火铳子弹获得铜帽。
就这样，他们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无数次的失败，到了崇祯九年底终于搞出了三门自己的火炮样品。
国防军的掷弹筒，炮筒子才十斤左右，一个士兵就轻松的背在后背上，底盘要重一些，可以提在手上（掷弹筒没有地盘也可以发射）。可是杨嗣昌他们做出来的炮就太粗笨了，炮筒子七八十斤，要两个人抬着才能移动。对应的支架、底座全都笨重。行军时可以放在车上、马背上，在战场上可以移动，但是远没有掷弹筒方便。
之所以这么笨重，就是因为钢的质量不过关，炮管薄了是要炸膛的，过于厚了则更加笨重。他们的试验品就没少炸膛，这个炮管的厚度是反复试验的结果。
但是他们的炮也有优点，那就是射程远，国防军的掷弹筒，射程只有250米，可是他们的迫击炮的射程却是三里（1500米），其原因就是炮管长了，倍径大。这也是由于他们只有这一种炮，尽量的追求远射程，而国防军需要的是装备到班组的轻便火力，目的不同，设计思想就不同。这个射程远远的强于掷弹筒，因此只能称呼其为迫击炮了。但是与国防军的82迫击炮比，还是射程短，82迫击炮的射程是3000米，正好是它的二倍。
但是有了这样的经验，他们的82迫击炮也会很快制造出来，它的射程是多少还不知道，起码不会低于国防军的82迫击炮。
这个兵工厂有个严重的不足，那就是产量太低。生产线、流水作业根本谈不上，就是一件一件的做，他们的炼钢炉太小，一炉钢就能铸造两三个炮筒，加工过程更是个瓶颈，效率太低。即便如此，一个月也能造六七门炮。炮弹同样产量不高，并且有一个隐患，那就是还没有自己的击发药。他们已经集中了几个最好的火药工匠在研制，还不知道何时能解决。
既然有了成果，杨嗣昌也就放心了，随即他就写奏疏上报朝廷，并通过大沽口码头，用船运输一门62迫击炮的样品到南京。此时是崇祯九年十月。
杨嗣昌的这个奏疏给南京朝廷极大的震动，使得暮气沉沉的朝廷得到了一线生机，有点起死复生的感觉。朝廷当前的状态就像等待死亡的老人，在那里苟延残喘，崇祯皇帝已经很长时间不上朝了，也不召见大臣，整日里浑浑噩噩的混在后宫，他人也发福了，成了一个大胖子，与原来在北京时已经是判若两人。即便召见大臣也是少言寡语。
内阁首辅温体仁亲自拿着奏疏，到宫门请求召见，他怕崇祯不见他，特意写了一份言简意赅的节略，让传报的太监递进去，那个节略只有一句话：“宣大都师杨嗣昌造出了新式火炮！”
慵懒的崇祯看到这几个字，一下子就跳了起来，一连声的喊：“快！赶快传温体仁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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