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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日,朝廷的御前会议还在继续。对于各个内河航运线路上花皮的驻军是否主动出击这个议题,朝臣们分为两派争论不休,其实争论中还隐含着不少朝臣对花皮有好感,不愿意诉诸武力,刀兵相见。
提出出击问题的就是兵部尚书傅宗龙,主战的代表人物自然也是他。
傅宗龙说道:“花皮自立皇帝,与我大明已经是水火不容之势,我官军在浦口开战与全面开战有多大区别,即便不是全面出击,有了浦口之战,与花皮还能议和吗?既然没有和的余地,那里还能静观其变?我官军作战还能缩手缩脚吗?请陛下明察。”
傅尚书的这番话倒是点到了根本:如果有议和的可能,作为弱的一方当然愿意求和,以求得苟安,静待其变也有道理。但是没有和的余地,那就只有战争,那容得你“静观其变”呢?
对此,主和的代表杨嗣昌也是无法回答,因而争论的形势有了变化,主战的意见占了上风。
最关键的还是崇祯皇帝骨子里就是主战派,他既然不想放弃皇权,那就只有一战,宁可战败也不会放弃权利的。这与历史上清朝末年皇族对宪政的态度是一致的,辛亥革命之前的清朝皇族,眼看着江山不保,还是死死的抓住皇权不放,并且当时的清朝廷,其皇权应经出不了北京城了,对于事实上不存在的皇权依然的如此眷恋,更何况崇祯的情况要好的多呢?
最后当然是皇帝拍板,他下令内阁按照兵部的意见拟定诏书,下达备战的命令。
中华大地上战云密布了!
对于这个争论的结果,杨嗣昌还是比较豁达的,他不会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耿耿于怀。其原因就是他已经看到了大明的末日即将到来,他们这些臣子们不过是尽最后的一份忠心罢了。战,是灭亡,不战,还是灭亡,这又有多大的区别呢?另一方面,争论双方的主将:杨嗣昌和傅宗龙是上下级兼朋友的关系,这个关系从宣大边关开始,已经是多年的友情了,因此,他们是互相了解的,也是互相理解的。
战与和之争告一段落,杨嗣昌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他说道:“陛下,天下的士子之心还是忠君、忠于社稷的,即便是花皮的一方也有不少忠于陛下之人。因此,在这国难危急的时刻,我朝廷还要多方联络,以唤醒天下士子的忠君之心。只要我们做的好,说不定会收到奇效。”
联省一方的官员,有很多都是有功名之人,很多人也都做过大明的官,并且有不少的高官,他们对待大明的皇帝的确是有敬畏之心的。
工部尚书刘遵宪说道:“陛下,杨阁老之言有理,臣复议。投到花皮一方的官员看似与朝廷离心离德,未必会弃暗投明。但是世事多变,其中就难免有迷途知返之人,如果我朝廷善加利用定能收到奇效。”
崇祯也认为有理,于是吩咐拟定计划,指定专人负责。
......
九月十三日来自第六师(驻地长江流域)紧急军情报告递到了陆军总监朱万杰的手上。
联省、国防军虽然处于忙乱之中,但是各个职能部门还是照常运作。情报坐探的工作还在继续,当然情报系统的信息只能到朱万雄的手里,朱万杰手中的报告来自第六师的浦口驻军。
在长江航线上南京自然是重要的一站,其码头在下关,下关码头是地名,它就在南京城的北门外,紧挨着城门。国防军开辟的航线,在码头上都要驻军的,但是下关码头太特殊了,它在南京城的城门口几十米处。南京是都城,国防军驻军于都城大门口实在是过于敏感,所以这一站的驻军就驻在了长江的对面:浦口码头,而在下关码头上只是没有武装的镖局保安。
国防军之所以占领了浦口城,那还是因为当初修建浦口码头遇到了帮会土匪的挑衅破坏,国防军不得已进行剿匪,可是帮会头子张三爷与浦口官军相勾结,成了官军土匪是一家的局面。于是国防军剿匪的同时也俘虏并遣散了浦口的官军,于是就占领了浦口的城防。在南京的都城门口,国防军不方便在浦口城建立政权,于是浦口县的官衙还是朝廷的,但是城防是国防军的,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