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怎么回事？”护士的询问声从隔着玻璃从屋外传来。对病毒和死亡的恐惧让她没有勇气推开那扇门。
没有人说话，回答她的只有咳嗽声和哭泣声，我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眼泪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等到哭累了，哭乏了，便悄无声息的进入梦乡，想要暂时的逃避现实的苦和伤。
当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的母亲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满脸笑容的站在我的床头，说要去找我的父亲。我说父亲早已去世多年了，等康复之后我一定带母亲去给父亲扫墓。母亲先是不说话，然后又叹了口气说自己老了，老了，老的自己都不敢认自己了。又说这样子去可不行。转眼间病号服却又变成了一件带着绿色碎花的米色衬衫。我记得那时我儿时见过的样式，就在我们家那个旧衣柜的最顶层，一个老旧的木头小箱子里。那是我母亲和我父亲补拍结婚照时穿的。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我也已经两岁有余。那也是我所照的第一张照片。我曾笑话我母亲说结婚照哪有抱着孩子照的，母亲也只是笑笑，说一家人一定要整整齐齐在一起才好。母亲又说明知道父亲死的冤枉，但却没办法为他主持公道，只好早点去陪他。我说谁让我们没钱没势，斗不过人家那些有背景的。母亲却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只是叹了口气，说和我父亲五六年没见了，她得把自己拾掇的好看一点。要不父亲该认不出她了。她把房本和存折放在家里衣柜第二层抽屉下面的夹层里，密码是我的生日。又让我和淑娟以后一定要好好过。说淑娟的身体不好，让我要多照顾她。说完这句话之后便笑着向我挥了挥手，慢慢的走出房间不见了。
我伸手想要挽留母亲，却发现自己的身体被两条粗大的锁链牢牢地捆住，无法移动一分一毫。等我再去挣扎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不过只是一场梦。盖在身上的被子被冷汗所浸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母亲笑着挥手的形象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让我感到既惶恐又悲伤。“我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我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想。肺里的杂音比睡着前还要吵闹，好像一台漏了气的风箱。这个梦实在太过离奇，又太过逼真，我担心母亲现在究竟如何了。一边却又想着说出院之后一定要去衣柜第二层的抽屉下面看看，看看究竟有没有梦中所说的那个夹层。我的喘息声吓到了正在喷洒消毒液的护士——她每天凌晨时候都会拿着一个装满消毒液的喷壶进来，对病房进行例行的消毒工作。每次走到沉睡着的病人身边时，总会拿那个小喷壶在我们扎着针管的手背上轻轻的喷一下。冰凉的消毒液刺激到敏感而灼热的神经，神经便回复一个不由自主的抖动，这时她都会悄悄地抿起嘴角，再轻轻的叹一口气——这个病人还活着，他还有从这里健康走出去的希望。
收到淑娟打来的电话是在三天后的中午，那时负责我们病房的护士长叶茜茜正在替旁边的庞博老爷子吸出肺中的粘痰——在隔离病房里是没有陪护的，没有家人、护理员、卫生员，所有的治疗护理、生活护理、清洁卫生全部都由护士们完成。喂水喂饭、接大小便、输液吸氧消毒、喷洒药物，各种仪器的操作、拍片、抽血化验、抢救、尸体搬运等等全部都由当班护士来完成。吸痰是件很危险的事情，防护稍差一点，医护人员都有被感染的风险。我曾经亲眼看着叶护士长给一个重症患者吸痰，吸痰管插入的时候刺激到了病人咽喉，引起了剧烈的咳嗽。带着脓血的粘痰就那么顺着导管呕吐出来，喷了护士长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身。我一边看着叶护士长吸痰，一边在另一位护士的帮助下和淑娟通着话，“你怎么样？”我哑着嗓子问淑娟。粘痰在我嗓子眼儿里挠着痒，我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忍住想要咳嗽的冲动。咳嗽对于沙士病人而言是最明显的症状之一，但我总觉得只要我能忍住，只要淑娟不会听到，她就会觉得安心一点。我又问她说有没有母亲的消息，她说母亲就躺在在她旁边的病房上，只是还不太能说出话。又说母亲的症状比前几天好很多。护士正在帮她清理胸口的浊物。我隔着电话听到护士的安抚声，说阿姨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由此我才相信那天夜里的梦境不过是没由来的胡思乱想。母亲还“平平安安”的躺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和我一样被呼吸机和输液管所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