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一个星期后——也就是再一次举行相关发布会，并且专家院士在发布会上说出疫情根本没有受到控制的那一天的时候，我终于因为持续的高烧不退而陷入虚脱状态，并且在当晚被母亲和女友淑娟紧急转院到了河源友谊医院。在那里我终于得到了确诊——引起我高烧昏迷的罪魁祸首正是沙士，并且在这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仁爱医院照料我的母亲和淑娟也都已经被感染。这样的打击对于我们一家人而言是十分沉重的，而更沉重的则是接下来医生所说的话——我们治不了，你们还是去别的医院吧。
“怎么会这样。”淑娟当时就慌了。她站在医生的面前，眼泪像珠串般坠下，砸在急救室的水磨石地板上，绽放出一朵朵破碎的悲伤之花。恳求的话语从她颤抖的唇瓣间慌乱的流出，伴随着泪珠的坠落和急促的抽泣，成为一首无助的哀乐。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大夫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和痛惜，“我们这里的医疗设施差的太远了，根本没有和沙士战斗的可能。”
要知道友谊医院在河源算是广告打的最多的。无论是公交站台还是商场广告牌，就连出租车顶上的顶灯上面，都印满了友谊医院的宣传广告。但就是这样一家广告打的震天响的民营医院，却在医疗水平上露了怯——当然这也不算是他们的失职，毕竟友谊医院一直以来主打的都是不孕不育和性功能障碍。其他的无论是内外科还是呼吸科都不过是为了综合性医院的名头罢了，更何况当时无论是像友谊、仁爱这样的民营医院还是大型的三甲医院，对于沙士这样的恐怖瘟疫都是一样的束手无策。
夜晚的河源安静而忙碌，载着我们一家的出租车在街道上无奈的狂奔，从东边的医院出来，又急匆匆的奔向西边的医院，但无论是哪边的医院对于我们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对不起，我们治不了。于是我们便不得不再次踏上寻找医院的路途——那时的我已经虚弱到不行，就连心跳都已经变得微弱。原本只是在偷懒的心脏已经露出了罢工的倾向。肿着眼睛的淑娟紧紧的握着我滚烫的手腕，每隔几分钟便将耳朵贴到我的胸口，确认我那虚弱的心脏是否还在工作。但我对着一切都一无所知，持续性的高烧早已将我的意识攻陷，我当时整个人都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昏迷。意识的丧失将我的灵魂释放到体外，飘荡在昏暗的车厢里。我就那么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瘫睡淑娟的臂弯里，看着淑娟在那里因为害怕而无助的抽泣。她说这是她这辈子最为害怕的一次，又说如果我若是真的死了，她下半辈子都不知道怎么样才好。我想要伸出手去拥抱她，但我的身体此刻早已不受我的魂灵所管辖，
直到4月11号的凌晨三点，我和我的家人才在三次被拒诊之后，终于被逸夫医院的呼吸科所收治，而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却也已经是五天之后的事情了。
逸夫医院的治疗同样漫长而煎熬，肺部的持续罢工让我同时也丧失了语言表达的能力。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只能通过最本能的呻吟来表达——即便我真的想要说些什么，此时也早已没有了力气。我麻木的躺在病床上，所有的生命体征都靠着一瓶瓶的液体和床边的呼吸机勉强维持。被迫推入肺泡的空气在病毒的作用下变成了排不出去的粘痰，在胸腔里唱着不肯停歇的歌。病毒凭借着浓痰之歌炫耀着自己的顽固的强大，嘲笑着人类的渺小和可笑。旁边的病人也是一样的吵闹。三个人的十五片肺叶在污浊的病房里肆无忌惮的唱着属于他们的三重奏。我期盼着能拥有片刻的安宁，而当安宁真的来临时却又期盼着原先的吵闹——那大概是我醒来的当天的深夜，躺在我左边的那两只吵闹的老肺脏在耗尽最一丝能量之后悄悄的画上了最后一道休止符，结束了它们几十年来的伟大工作，也顺带着带走藏在那具身躯的的苍老灵魂。后来据值班的护士说那两只死亡肺脏的主人是个七十多岁的退休老教师，一个月前他的孙媳妇儿刚刚为他诞下了一双龙凤胎曾孙。老人本是特意从邻省赶来看望曾孙的，不曾想却在外出买菜时不慎感染了沙士。等到症状凸显送医检查时，家里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媳，以及还未足月的一双曾孙也早已被病魔悄然的击溃。在临送往医院前，他那年过半百的儿子跪在地上，向他重重的磕了一个头。说害怕自己无法替父母养老，要感谢五十年来父母的辛勤养育之恩。就这么着，他们一家七口被分别送往了河源市里不同的医院接受救治。老人在临上车前在相册里选了一张年轻时穿着军装的照片揣在身上，说万一自己真的挺不过，葬礼上就用这张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