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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樘却不这么认为，他对于格物和物理有着自己的认识。事自有理，岂是根据所谓的天理来的？将所有的道理简单归结为天理，这和西方的“有神论”有什么区别？
追求天理和追求神灵，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还是那句话，如今还不是说出那些“离经叛道”的话的时候，所以他依旧决定打出“心学”的牌子，继续道：“格物便是修心、练心，当你能做事不愧于内心，不辱他人，那便是良知了。此所谓‘致良知’。”
“‘致良知’？致知即所谓‘致良知’？良知者何？何者良而何者恶？”是啊，何者善何者恶，胡居仁敬业以此来问自己了。这说明他自己打心眼里都不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叫做“天理”的东西，自然生成善恶。
所谓“良知”，说到底还是要落在人自己身上。理学告诉人们要明天理，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所谓天理，却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它需要有人解读。那么就相当于在普通人和“天理”之间，增加了一个解读人这样的角色。
在西方，这种人叫做教会；而在中国，他们称之为理学家。
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必须有理学家才能解释天理，也有人说，天理自在人心，每个人都可以发扬出天理，宇宙皆出于内心。这些则被称作“心学”。
胡居仁一向反对“心学”，但是当丁樘说出“致良知”之时，他竟不知怎么去反驳。假如人不能致良知，岂不是说明教育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若是可致良知，自然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那么理学家的存在意义就需要打上问号了。
丁樘看着胡居仁发呆的样子，也并不惊奇。因为胡居仁此时对峙的不是自己，而是数十年之后神功大成的王阳明。王阳明的“四句教”若那么容易就被攻破，也不至于数百年后打败俄国的鬼子名将东乡平八郎感慨“一生俯首拜阳明”了。
胡居仁在思考，丁樘同样在思考。他对于阳明学了解的也不深入，仅仅停留在表面，若是拿出去忽悠人自然好用，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却没有多大益处。
除非自己也能走到那条路上，但很显然，被后世马克思主义哲学批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阳明心学”也不是那么对他的口味。
所以，没有完整理论根基的丁樘，或许能一时给胡居仁以冲击，但是只要他反应过来，自己绝对辩驳不过他的。
胡居仁终究还是反应过来了，他道：“终究还是落在‘格物致知’之上，‘八目’之后，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所谓格物致良知，或可修身，进则齐家，却未必能治国、平天下。相反，犹可成祸乱之根源。”
丁樘也没有急着反驳，而是听胡居仁继续说道：“譬如《春秋》，《春秋》大义在于安中国治四境，若抛却道理，人人皆尚从心，则私欲必以上扬。”
“至于善恶，以《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故圣人作易以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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