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各地产量不同。根据明治政府的报告，扶桑大平原地区的水稻产量明显高于其它地区，而扶桑山地面积超过七成，所以普遍的亩产应该比中华更低。
第二，此时扶桑的人均铁产量低于中华，铁制农具更少，另外扶桑的畜牧业水平也明显更差，只有牛用来耕田，马用来打仗和骑乘，民间没有驴子，骡子更是无从谈起，加上扶桑没有风车，所以从效能比上也弱于中华。
至于“江户时代扶桑农民的生活的比中华好”的印象应该是来源于幕府御领，御领都是在大平原和一些出产丰富的地方，当时的浮世绘也主要描绘这些地方的生活景象，因此才有江户时代丰衣足食的感觉。其实，江户时代农民的日子过得很是凄惨。
以佐贺为例，佐贺的藩学弘道馆在财政紧张的时候只提供米饭和盐，但在当时，对下级武士来说完全可以接受，武士都如此，可想而知农民的生活水平。
德川幕府曾告诫农民：“随便将萝卜叶、豇豆叶、大豆叶等扔掉，就太浪费了，这些东西掺上些杂粮煮着吃，味道是很鲜美的。”其实幕府想多了，直到明治维新后，中农一般都只能吃麦子、栗米、稗子加上叶子、米糠或者萝卜等蔬菜的拌饭或粥，就这，还是一天两顿，早上、中午必须吃饭，因为要干活，晚饭一般都省了。
江户时代的飞弹地区，当地农民普遍吃橡子粉或者有毒的坚果粉做成的团子。
作为四贤侯的松平庆永，于天保十四年（1843年）归藩亲政，当知道当地人民困苦的只能以“菜杂炊和野草团子”为生的时候庆永便命近习取而食之，结果皆觉“难涩至极”，无法下咽。这个时候天保凶作已经基本平息了，作为亲藩之一越前藩，商业比较发达，土地也较为肥沃，情况还如此恶劣，可见当时的农民生活之困苦不堪。
1649年《庆安告谕》明文规定：“耕种要勤勉”，“夫妇均须劳作，妇女如侍候丈夫不周，喜爱喝茶闲谈，游山玩水，虽具姿色，亦应退婚”；“上自户主，下至儿童仆佣，平时在家，均应尽量节食”，不可“滥食大米”，更“不可购用酒及茶叶”，“百姓衣着，限麻布棉布，不得使用棉麻以外之衣料”，“有田不多，难于度日的人，如果孩子多，就要送人，要给人使唤”，要避免“以高利向人借米”造成“逐年利息追加”，“终至耗尽家产”的后果。
明治维新初期，京都的人均寿命是40岁，可京都是扶桑三京之一，生活水平就算高的了，市民都如此，偏远农村的农民生活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