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不同除了经济上的差异还带来了政治上的区别。江户时代是村年贡承包制、五人组制等，也就是以村为整体收取田租和其它税赋。五人组制不仅限五家，有可能是十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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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十几家，互相担保，共同维护农村的秩序和承担税收及劳役，一家拖欠地租或犯禁,其余五人组制的家庭要担负连带责任。
“株座（かぶざ）”本来是农村中操办祭典的组织，但逐渐变成了全村的自治机构。但株座相对封闭，更考虑成员的身份（祖上历史），逐渐受到了新兴富农的挑战，“新禄（しんろく）”（新兴富农）和“旧禄（原来的农村高层）之间争斗不断，最后变成以有地和无地来区分。有地的农民组成了“村座（むらざ）”，以“是否在村中拥有田产”为判断“百姓”的标准，以“寄合”(聚合)的形式，商议本村大事，制定村规，选~举村吏，保证全村交纳年贡，共同举行祭神，兴办工程等，违反村规要受“村八分”(全村对他断交)的惩罚。村座由村長、年寄、家长、百姓代（農民代表）组成，逐渐取代了株座。
除此之外，当时扶桑农村中还保留着古代公社关系的残余，农民公有山林、草地，农忙期有进行劳动互助的“结”及兼有宗教信仰的互助性质的“讲”等组织，但都不允许贫农和佃农、雇农参加这类自治组织。
除了田租，农民还要承担地子、加地子等杂税和“用金”(摊派)。此外,农民还要服各种劳役,主要有“国役”和“助乡役”两种,前者指修桥、补路、修堤坝等，后者指大名“参觐交代”时,农民需为沿途驿站提供马匹和脚夫。
村座在以全村为单位分配田租、摊派、杂税和劳役时，村座成员占了很大的主动权，尤其是奉行所强制农民种植某种农作物时，村座成员往往在其中上下其手。
幕藩为克服财政困难，继续铸造劣币或者滥发不兑现的“藩札”，对农村提高年贡额，并丈量土地，增加固定产额的租率，甚至向农民提前一年征收年贡(“前纳”或者第三年的年贡(“前前纳”)，贫困农民不断沦为佃农、雇农，据扶桑自己的资料，享保年间(公元1716年—公元1735年)近畿地区佃农已达农村人口的一半；公元1702年，在尾张藩(今爱知县)的尾浓江领地，120189家农户中，有土地的是90048户，没有土地的是28041户。
豪农（地主）、有土地的本百姓（富农、中农）都以大米为主食，“水吞”、“小前”(无地贫农)大米吃的少，以麦子、栗米、稗子加上蔬菜叶子为食，米糠萝卜蔬菜的拌饭或菜粥也比较常见。
一份资料表明，当时一家本百姓自耕农，1夫、1妻、1子、1女，共同耕作田1町、畑5反的土地，全年的收入折合铜钱170贯，大约33-34金，支出是143贯，主食是米2.5石、麦4.5石，没有什么大事和疾病的情况下，年结余是27贯，大概4.5-5.4金。
当时在江户做佣人，除了包吃、包住、一年两套衣服外，年收入男仆是2两金，女仆是1两金，就这样的收入，贫困农民趋之若鹜，由此可见当时农村下层的收入之低。
署名武阳隐士的作者在写于1816年的《世事见闻录》中说,“当今贫富不均优劣差异如此之甚，富裕者一人，其周围贫苦农民达二、三十人”。
幕末开国之后，面对外国的经济掠夺和幕藩的穷兵黩武，民间的生活愈加困苦，所以当时的社会动荡是不难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