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原因，就是王恕之前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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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江南百姓之所以能交得起江南重赋，并非江南百姓会拉金子，而是他们参与进入商业流通之中，更多种植经济作物，而不是粮食。
这才能交得起重赋。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江南重赋其实有一定的商业税的性质。而今加征商税，其中有重复征收的嫌疑。加重了江南底层百姓的负担。
第二个原因，以江南棉布，丝绸，瓷器，茶叶等等大宗货物的赋税，最少在一千多万两上下。
这还是将大量偷税逃税算进去了。
毕竟朱祁镇很清楚，以大明朝廷的行政能力，能将这一条产业链之中，百分之三四十的税征收上来，就是一件好事。
更多的，想都不要想了。
这一千多万两的赋税征收，对大明财政的缓解是立竿见影的，而且朝廷要加征的是整个天下赋税，并不是仅仅是江南的赋税。
即便是江南富饶甲天下，但也不可能将一江南的商税胜过天下的商税，比如辽东大木，漠南漠南的马税，北方的煤，广东的糖，等等，这些一项能征收上来一二百万两白银，加起来也不下于江南的赋税了。
这个时候，朱祁镇就发现一个问题。
似乎赋税收的有点多了。
是的。
赋税有一点多。
多的也不是一点半点。
之前计
算过朝廷的收入，田税在二千六百万两上下，是朝廷最大项收入，其余的其他关税，盐税，茶税等有一千五百万两上下，再加上少府收入，应该是超过五千万两的。
这五千万两之中，一千多万两要分给地方财政，一千万两上下，要给军费，剩下百官俸禄等等，宫廷等等，大概能结余几百万两，一旦有大灾，减免地方赋税，二千六百万两的田税就收不齐了。还有额外有赈灾，就会出现赤字。
而今已经赤字好几年了。
家底快空了。
但是三千万两的商税却也太多了。
朝廷手中的钱多一点是好事，但是朱祁镇并不觉得朝廷手中钱是越多越好的。首先大量货币集中在朝廷手中，这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要知道大明货币盘子，即便朱祁镇一直发行货币，货币总量也不过是三四个亿，这已经是银币加铜钱，加黄金，加发行银票了。
大明每年赋税都要有亿万两级别，有些太多了。会不会引起钱荒。
其次，一次性征这么多的税，会不会对大明的经济生态有极大的摧残。
朱祁镇想明白这一点，就一直在思考怎么解决。
按理说，要钱难，想不要钱还不简单，免掉几项专卖的大宗货物不就行了。
但是朱祁镇却不愿意这样做。
这种十几项大宗商品专卖制度，本质上是为商品税颁布的先声。看似专卖，其实朝廷就卖引而已。
如果这种专卖实行时间长了，朱祁镇就会合并，将各种种类的引税，合并为一，就是商税，或者说商品税。
朱祁镇从来不觉得，将大明银两囤积在国库之中，就是一个好办法。
所以他对大明财政的要求从来是，能支撑大明运行之外，略有结余就行了。
毕竟这个时代的金融环境并不理想，朝廷想要借钱也没有地方借，故而每年结余一点下来，作为不时之需也是非常必要的。
商品税不能动，朱祁镇的心中就在酝酿一项减税计划。
比如裁撤各路内河关卡，免去征税的任务，反而加强稽查商税的任务。凡是各府县都要加强之一点。
如果没有严厉的稽查，这些商人估计谁也不想去卖引。
此刻不过是从江南重赋开始而已。
不过朱祁镇很有分寸，在商税没有征收上来之前，这个减免江南重赋的话，不过是一根挂在驴头上的红萝卜而已。
至于能不能吃到嘴里，要看他们怎么做了。
只是朱祁镇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士绅对减免江南重赋的态度太过积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