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在陈述中，向校长建议的是，上海之战初期，中国首次向日军发起进攻的兵力必须不低于4个师，以三个师向预先制定好的军事目标发起攻击，一个师作为预备队。
要知道，上海日本驻军数量并不多，海陆两军加一起也不过三千多人，加上日军军事化训练过的武装侨民，总兵力不会超过7千人。而我军则是以4个德械师5万余精锐发起突然攻击，成算较大。
而且预先要作出两个后续作战方案，一个是将日军全歼并占领日军的所有据点后，如何防御日军海上援兵登陆的方案；另一个就是日军顶住了我方攻击，等到了援军支援的方案。
战役中期，此时双方的增援部队都已赶到，并在各处战略要地上展开争夺，此时中国军队就依托工事和房屋，与日军胶着拼杀并继续投入兵力，吸引日军再次增兵。
战役的后期，从时间上判断，也就是战役开始的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之后，当日军开始取得战场优势的时候，就要开始组织参战部队交替掩护，逐步后撤。
而上海战役打响之际，南京就要做好最后的防御准备，坚守市区与鬼子血战的部队一定要事先就选定，开始在南京城内疏散百姓、构筑工事、熟悉战场，制定各部队的防守区域和退守路线，同时做好坚守三个月以上的物资准备。
从时间上考虑，上海战役如能坚持2个半月为最佳，吴福线和锡澄线各坚守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等到日军攻击到南京城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个月，南京的各项防御准备想必就更为完善。以周文的判断，坚守三个月以上是很有可能的。
周文当然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抗战的历史战绩作为借鉴。
最好的例子就是抗中著名的衡阳保卫战。
1944年6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集中20万大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一举攻克了湖南重镇长沙，直逼当时有“小南京”和“小上海”之称的衡阳城下。
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由于战略指导失误，战役指挥失当，加之军队素质良莠不齐，竟然出现了自淞沪会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退，这里不再赘述。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当日军对衡阳城发起进攻的时候，却不知衡阳人军民在长期抗日救亡斗争锻炼之后，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保卫衡阳，与守军一道，积极投入衡阳保卫战。
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破坏道路，毁掉桥梁，切断日军进攻路线。
日军曾派飞机侦察，得到的情报称“株洲至衡阳之铁路和宝庆至衡阳之公路，悉被衡阳居民破坏，运输设备，一无所有。”
这些任务全是群众自愿参加，义务完成的。
同时，抗敌后援会和市政府、工会还组织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商的木料120余万根，配合奉命“死守衡阳”的国民军第十军，利用衡阳周围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城内各街道都挖掘了战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机枪掩体铁丝网等，构成坚固的防卫体系。这些防御工事，对打击日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外围国军各部队都被打散和撤退，衡阳守军仅仅剩一个建制已经不整的第10军，大约1万7千人的中国军人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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