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虽然我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
夏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夏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
所以以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说实话我却是有些无力预测，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若是不懂得布尔什维克主义，又或者不懂得夏国国情，是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的。
这便是我的一些想法，至于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一直以来的理想，只能说过去这些年里我们还一直在不断犯错，
而我虽然当了几年领导人，但也不过是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
所以现在既然已经如此，哪怕再不好意思，我也必须得承认，单凭我自己确实没有办法作出什么回答。
只是最后我还是想说一些话，像是米夫一类的人物，让他们搞些内斗是可以，可若寄希望于依靠他们带领我们党走想成功，我觉得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此这般，翔宇，我知道你肯定藏着一些秘密，但不管如何，我还是始终相信且支持着你，若你真有什么想法，那便大胆地去做吧。”
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芒，两人相对而坐，互相都能看到对方的细微之处表情，伍翔宇就观察得非常仔细，所以他能够明显感受到，在瞿求柏说出这些话的时候，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疲倦和痛苦。
而且伍翔宇还有另外一个优势，虽然上次与程刚见面的时间并不算太长，而且需要准备的事项相较于不多的时日而言，又未免有点太过繁多，但他还是快速浏览了一遍程刚提供给他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履历和资料，其中正好就有瞿求柏。
所以结合眼前的情况，伍翔宇非常清楚，这位从根子上来说其实还是个情感丰富的文人，平步青云般地被推上领袖的位置，却又在疲倦和不断自省中一边成长一边忍受着痛苦。
特别是当瞿求柏被米夫等人视为眼中钉挡路石之后，他更被牵扯到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当中，极大消耗了他本就不多的精力。
只不过相比于百折不挠又天赋异禀的李润石，瞿求柏各方面都稍逊一筹，所以在被不断地打压之后，就再也没能起来。
具体到眼下他们所面临的局势，瞿求柏确实承担了相当大的压力，这点伍翔宇非常清楚，但碍于各种原因，他又没法帮助对方太多，甚至说就连他自己也有点在暴风雨中挣扎的味道。
把时间线调到三个多月前，那时刚刚回国的伍、瞿二人，面对一堆烂摊子，不得不硬着头皮着手解决，首先罢免了李利叁的职务，随后想办法修正先前的错误路线，同时还需要应付党内各方异见者提出的质疑，这期间着实是辛苦。
为了避免引发更大的矛盾，伍翔宇还不得不暂时推迟了将中央转移到根据地的提议，而是致力于尽量说服其他同志，引导他们向着正确的路线上思考。
但很明显，不止申城的同志对此有意见，GC国际对两人的努力也很不满意，所以在他们回国后不久，也就是十月份的时候，米夫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一意要推翻先前好不容易定下来的决策。
这次米夫给伍、瞿二人安上的名头叫做“调和主义”，大概意思就是没有阶级和路线意识，一昧在斗争中无原则地调和和妥协。
在历史上，面对类似的局面，为了避免引发党内的进一步分裂，伍翔宇选择了忍辱负重，由此王冥得以在米夫的扶持上沐猴而冠。
但这回伍翔宇当然不会轻易退让，只不过为了避免发生在申城的政治斗争，对锐京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引发两边同志，尤其是申城的同志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他只能暂时切断了与锐京的电台联络，专心解决眼前的矛盾。
最后，在伍翔宇精心设计以及百般阻挠之下，米夫的意图最终未能得逞，只不过作为代价，还是有一批同志被王冥给拉了过去，而且瞿求柏也不得不离开了政治局的位置。
所以大概从十月底的时候开始，一方面米夫犹如太上皇一般坐镇此地，而他的手下也在里面不断上蹿下跳，另一方面伍翔宇仍然把握住了中央最核心的权力，同时在外又有足够强大的武力作为支撑，让米夫等人投鼠忌器。
于是，如此近乎僵持的局面，就这么强行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到了现在，早早退出斗争的瞿求柏，仍在不断承受着王冥换着花样的落井下石，已经近乎到了难以维持下去的程度。
而两人其实心知肚明，那边正是希望能够用这种方式，从瞿求柏这里打开突破口，从而彻底击垮伍翔宇的防线。
对此瞿求柏始终是毫无怨言，虽然他更像是一个被莫名牵涉进来的无辜者，甚至在被政敌视为伍翔宇一派的时候，他连同伴最重要的底牌是什么都不知道，但这位一直在默默地承受着压力。
那句“大胆地去做吧”，就是他给伍翔宇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