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果断地利用这种权力。士兵们动摇了，过了几天，甚至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杀了某个可恨的军官，就把其余拘禁起来的军官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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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释放了。
同当局进行谈判，然后站着给人枪毙，躺下来给人鞭笞，重新套上枷锁。论宗教第65页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3页。
任何神秘主义者都根据人的永恒的道德天性来解释这种行为，并认为这种道德天性禁止向神圣模式和“国家权威”及其代表造反。
某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无视这些现象，他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释它们，因为从纯经济观点出发是无法解释它们的。
弗洛伊德的观点非常接近事情的真谛，因为它承认这种行为是幼年对父亲人物的犯罪感的结果，然而，它未能向我们说明这种行为的社会学根源和功能，因此拿不出实际的解决办法。
它还忽略了这种行为同广大群众的性生活的压抑和扭曲之间的联系，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考察群众的这些非理性的心理现象的方式，有必要粗略地看一下性经济的探索路线，这个问题在别的地方还要详谈。
性经济是一个研究领域，很多年前由于机能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应用从而从关于人类性生活的社会学中产生了它，它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见解。
它从下列前提出发：马克思发现，社会生活是受经济生产的条件和这些条件在一个确定的历史时刻造成的阶级冲突所支配的。在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中，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很少求助于野蛮力量。
它的主要武器是它对于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权力，因为国家机器的主要支柱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我们已经提到，在马克思看来，具有心理和生理性情的活生生的生产者，是历史和政治的第一个前提。
能动的人的性格结构，即马克思意义上的所谓的“历史的主观因素”却没有得到考察，因为马克思是一个社会学家。
而不是心理学家，因为当时科学的心理学还不存在。为什么人答应自己被剥削，在道德上被凌辱，一句话，为什么人几千年来都屈服于奴役，并没有得到回答。
马克思已确定的东西只是社会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剥削的机制。大约半个世纪后，弗洛伊德使用了一种他所说的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发现了支配心理生活的过程。
他最重要的、对现存的许多观念具有压倒一切的革命影响（起初使他仇视世界）的发现如下：意识只是心理生活的一小部分。它本身是由无意识地发生的因而不易自觉控制的心理过程支配的。
每一种心理体验（不管看起来多么无意义），例如梦、无用的动作、心理疾病和精神错乱的模糊发音，都有一种功能和“意义”假如人们能成功地追溯出它的病因，它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一来，曾经完全蜕化为一种大脑物理学（“大脑神话学”）或一种神秘的客观的格式塔理论的心理学，就进入了自然科学的领域。弗洛伊德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
甚至儿童也有一种活跃的性活动，这种性活动同生殖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性与生殖、性的与生殖器的，不是同一回事。
对心理过程的分析解剖进一步证实，性，或毋宁说它的能量，即力比多（身体的力比多），是心理生活的原动力。因此，生活的生物前提和社会条件在头脑里相重合。
第三个伟大发现是，儿童的性活动（父母与孩子关系中最要害的东西，即俄狄浦斯情结，是它的一部分）一般是由于害怕因性行为和性念头受惩罚而被压抑的（“害怕阉割”）。
儿童的性活动受到禁止并从记忆中被根除掉。因而，尽管儿童时期的性压抑摆脱了意识的影响，但它并没有减弱性的力量。
恰恰相反，压抑强化了它，并使它在头脑的各种病理失调中表现出来，由于在“文明人”中间很少有不符合这个规则的例外，所以弗洛伊德说他把所有人都当作自己的病人。
与此相关的第四个重要发现是，人的道德准则根本没有神圣的起源，而是来自幼年时期父母或父母代理人使用的教育措施。
归根到底，这些反对儿童性活动的教育措施是最有影响力的。最初在儿童的欲望和父母对这些欲望的压制之间出现的冲突。
后来成了个人身上本能和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成人身上，那些本身无意识的道德准则，不利于理解性和无意识的心理生活的规律。它支持性压抑（“性阻力”
），并要求广泛抵制对儿童时期性活动的“揭示”每一个这样的发现（我们只提到了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最重要的发现）都通过自身的存在而构成了对反动的道德哲学，非凡是宗教形而上学的严重冲击，因为这两种东西都主张永恒的道德价值，认为世界处在一种客观的“力量”支配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