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也没有人会不为春风集团旗下那庞大的资产所吸引。有实力的律师事务所选择了合作的方式提供法务服务，他们能够从不同的案子上赚取到更多的报酬。
不过，姚远是把关键领域、重要领域的法务问题交给国内的团队来负责的，他坚持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
一个由十人组成的法律团队负责一名遇难乘客的善后赔偿问题，160人那就是160个小组，这就是姚远为善后工作组提供的强大的、令人震惊的法律力量援助，免费的。
姚远租下了民航酒店对面的一家宾馆作为律师团队的驻地，因为这家宾馆有可以容纳一千多人开会的礼堂。
在部署大会上，姚远面对着一千多名法务人员，提出了两点要求，硬性的要求。
第一，要尽可能为华夏籍遇难乘客争取更多的赔偿款；
第二，对于外籍遇难乘客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来执行。
他的态度非常明确了。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一视同仁的前提下要为国内乘客争取更多的赔偿款。当前国内的航空险保额远低于国际标准，这是姚远不愿意看到的。
过去的他管不着，但是这一次，他绝不坐视。
而他的明确表态，在大家看来是这样理解的——华夏籍乘客优先。
需要支持的是，春风集团并不是遇难者家属的代理人，也不是善后工作组的法务代表，而是一种第三方的角色，提出能够让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来。这一点是民航总局认可的，因为春风集团的法务团队里有好几位人大立法委员……
外籍遇难乘客的家属更没话说了，人家有一大堆持各个国家律师从业证的大律师，甭管你是哪个国家的，都能找到对应的律师。
于是，一场华夏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意外赔偿谈判拉开了序幕。
仅仅三天时间，160名遇难者的赔偿方案就全部出台了，双方都非常满意，这样的结果让汤主任叹为观止。
他看着家属们在大会议室里分别签字，低声感叹着，“善后工作不好做，我是下定了决心在长安耗上个把月的，没想到才三天时间就都处理好了。小姚，我是真佩服你。”
“说一千道一万根源在赔偿款的多与少，都有自己的考量和担忧，看着是让人头疼，难以协商。其实只要找出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大多数人是愿意遵守的。”姚远说，“大家认为棘手的外籍乘客赔偿问题那就更简单了，在咱们这里出的事就按照咱们的规矩来办，涉及外国保险公司的赔偿问题，家属自然会去和外国保险公司交涉。我们有时候就是想得太多，外国的命是命，我们华夏人的命更是命。”
汤主任笑着不说话，对这位年轻的大老板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他这几天是领教过了。
他不知道的是，再过些年，像姚远这样的人会有一个独特的称呼——愤青。诞生于国内外环境最艰难的90年代，消逝在富强起来的21世纪20年代。
其实，愤青并没有消逝，只是成为了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