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对于自己身边的官宦是极为信任的，而且他们又立下了如此大的功劳，自然要好好嘉奖，更加宠信了。在东汉末年，就出现了很多官宦被封地封高官的情况，而且还都是实职、实权的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再然后呢？因为这些宦官本来就是没什么文化或者干脆就是文盲（家庭条件好的应该不会从事这个职业），加上身体的残缺和长期的宫廷斗争培养出的阴狠的气质，他们执政的手段基本上遵循着简单粗暴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可想而知靠这些乌合之众，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突然有一天，小皇帝又“崩”了。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了，在此不多说。于是，新的小皇帝又继位了，又有了一批新的亲信宦官，老宦官们失势、失宠后，只能退出了权力的中心。于是，新的寡妇又乘机带领娘家人杀了回来，在经过新一轮洗牌后，接着下一个循环又开始了。就这样，小皇帝长大、死去、接班的小皇帝再长大、死去，外戚和宦官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东汉末年就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迅速得衰微下去。
从桓帝开始，他养了五位号称“五侯”的官宦，整个国家被这五位搞得越来越乱，开始大步向着无药可救前进了。桓帝没有儿子，堂侄刘宏在外公舅舅们的帮助下上位成功，就是灵帝，外戚们因功自然就大权在握了。后来灵帝在宦官的帮助下又从老娘的娘家人手里夺回了政权，对宦官的宠信达到了高峰，培养出了着名的“十常侍”，这十位在三国演义里也有描写。不知道灵帝在别的方面是不是比叔叔桓帝强，仅从“十常侍”对“五侯”二比一来看，灵帝时期的宦官之祸就有着绝对的优势了。
当然，朝堂中也不乏头脑清醒的官员能看出汉室的黑暗腐败，以及即将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的形势。比如后来的郎中张钧上书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那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清议”，其主体就是读书人。但大家知道，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动不动就站出来清议一番，全凭两片嘴唇就能打倒宦官和外戚，那就是个笑话。结果也证明，这个文人集团不仅没能让政治清明起来，反而惹恼了桓、灵两个大boSS，历史上制造了两场党锢之祸。
就这样，在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正能量的推动后，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的轮番坐庄大肆破坏下，东汉末年的百姓们真正是被逼上了绝路，在被饿死和起义二者之间，起义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终于爆发，道教的一位重要人物张角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社会动荡，加上天灾不断，最苦的就是底层的百姓，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基本上是不造反就只能等死了，只要有人带头一声吼，大家都会跟去着打土豪。就是在这种黑暗的年代，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证，只能在精神上寻找安慰，所以不仅道教有了最适合滋生、流行的土壤，佛教也是在那个时候传入的。
张角给自己拉起的队伍起的名字是“太平道”，虽然传承于太平清领道，但这名字也起的很有水平，而且是超水平。当时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天下太平，吃穿二事罢了。所以张角就以太平为切入点，迅速引起百姓的共鸣，黄巾起义才能迅如燎原之火席卷南北了。五斗米道也类似，张道陵以宣扬鬼神、教人悔过为切入点，提倡天下粮食和财物应该归天下人共有的思想，有点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啊。可以说东汉末年道教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大众的现状和心声，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能抓住百姓的痛点，稍做引导，就能让百姓接受他们的思想，所以，是苦难成就了道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