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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古以来都是入京的咽喉要道，位处九河下游，是水路运输的中转枢纽，船舶云集，商业繁盛。
航运行业，是青红帮的主要职业，因此，帮会势力随之而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曾严令禁止“混混儿”打架斗殴，并惩治了一大批流氓恶霸，从而帮会活动大为收敛。至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褚玉璞，进占天津之后，青帮分子又大肆活动。原因是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原在山东，系青帮头子，属“大”字班(二十一辈)，来津后收徒不少。厉的徒弟白云生，更是大开山门，广收门徒，如大恶霸袁文会，即出自白的门下。从此青帮在天津的活动，便日渐嚣张了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而企图吞并华北，纠集青帮分子及其他流氓匪徒，组织“便衣队”，在天津制造暴乱，曾几次从日租界冲出，到东马路、大胡同、金钢桥一带，鸣枪骚扰，向天津市政府施加压力。
其中最猖狂的一次，是在于学忠担任河北省主席期间，省政府警卫部队，忍无可忍之下，击毙了一名进行挑衅活动的日本警察署特务张德禄，为此，日本警察署向于学忠发出照会，责令缉捕凶手，为死者偿命。随后，日本警察署，唆使青帮头子袁文会纠集其羽翼爪牙，为张德禄举行出丧游行，抬着张德禄的血衣，沿东马路，过东浮桥，再穿兴隆街绕小关大街，到金刚桥旁的省政府，高喊“为张德禄偿命”的口号。
于学忠的警卫部队，受命严阵以待，防范意外事件发生。这一群民族败类见此，未敢轻举妄动，又抬着血衣返回日租界。
“七七”事变，日军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更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宠信。他为虎作伥，利用青帮为日本效劳。在日本特务机关支持下，袁文会组织天津安清道义会，由“江淮四帮”“大”字班的吴鹏举任会长(吴死后由盐商王慕沂继任会长)，副会长为袁文会、张逊之，“嘉白帮”“大”字班王大同任顾问。安清道义会的地点，设在三岔河口金龙大王庙。安清道义会，这个黑社会组织，成为日本统治压迫中国人民的御用工具。
日本投降后，安清道义会随之解散。国民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把青红帮控制在手，并指派金玉波协助(金系上海大流氓)。
由于内部勾心斗角，各派系酝酿多日也无法合作，只好分别成立两个组织：一是忠义社(后改名忠义普济社)，一是共济社。忠义社由陈仙洲任理事长，张俭斋、朱佑衡任副理事长，姜般若任顾问，周大痴任常务理事。忠义社下设九个分社，大部分以脚行码头为主。共济社以张逊之任理事长，参加者行业比较复杂，有妓院、戏院、澡堂、饭馆的老板以及一些地痞流氓。这两个帮会组织，全属于国民特务外围组织。直至解放以后，这些组织才被摧毁。
天津的青帮头目中，有所谓“东西北中四大霸”，即袁文会、刘广海，佟海山、王士海。其他比较恶名昭著的，有江湖骗子王大同，开杠房的魏子文(绰号“魏小辫”)，大连码头脚行头子杨聚祥，东浮桥菜市脚行头子翟春和(绰号“翟瞎子”)，小刘庄摆渡口的把头张凤楼，东站脚行头子马金龙，饭店业年光垚，旅店业高步云，戏院业李吟梅，影院业杨季随，妓院业李万有等，此外，还有一些专搞“腥赌”(且骗人赌博)的，如李连城、王云波等。红帮头子有姜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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