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曦心里何尝不明白，只可惜在国内，一判一例，又无指导性，违规者也只是对自己的正当索求，法院也不能多做判决，导致和到手的巨大利益相比，违观的处罚成本太低。
“要是象米国那样就好了。”黄一曦说的是最近网络上报道的一个案例。
2018年，米国一家酒店的洗碗工因拒绝在星期天上班被开除，把雇主告上法庭。2019年1月14日，陪审团作出赔偿洗碗工2150万美元的判决。
那个案例虽然判决那么多，但洗碗工实际是不可能拿到那么多，36000美元用于支付工资和福利损失，50万美元是精神损失费。剩余的2100万美元是惩罚性赔偿，她最多可获得其中的30万美元。
算起来也不少了，除了3.6万的工资，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偿的个人部分，她也能得到80万美元，相当应得的二十几倍。
“我们国家的不会这么去做，良民干活凭的是良心，而且他们顾虑太多，最怕的是告了后不管输赢，没有雇主想要这个刺头，鸡飞蛋打一场空。”
“当然不只是良民思维，而是维权的困难程度，观念的改变不止是老板，甚至有些法官都无外乎如此思想。”
商洛宇说起前不久他知道的一个案子。
就是他去锻炼的健身房的装修设计师遇到的一点麻烦事。
这个设计师是自由职业，就是自己接业务，出设计方案和图纸。
前几个月，有个朋友给她介绍一个工作，就是给一家家具公司做客户的设计图，一个月工资一万，她想了想，觉得可以。
自己当个体户虽然舒服，但业务不均，涝的涝，旱的旱，还不如找家公司只干活，不用担心业务来源。
因为是自己在这家公司的第一个案子，那个设计师花了许多心思，出差了好几趟，还是自己垫的出差费用，前前后后用了近三个月，才把工程赶工完毕。
结果公司一分钱都没付。
这个设计师翻了一下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条款，自己去了劳动局。要求劳动局支持两万多的应得薪酬和出差费用共三万多，当时只想讨回自己应得的部分。
劳动局看来对方当事人传唤不到，让她写个仲裁申请到法院。然后等协调，协调对方没到，让她写诉状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