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方池当时住院，是找同村的一个叔伯弟弟帮着照顾的。回家，还是回村找人抬回去的。
苏方池回家后，住在他隔壁的二大娘帮着他做做饭，烧壶水什么的。
他在家里就靠一根木棍子支撑着，勉强下炕上上茅房，自己找点吃喝的。他没料到他会再也站不起来了。
候五到县医院把他的耳朵缝好，老老实实地输了几天液。他留着住院号和病床，把账目弄得清清楚楚。
这是他一贯的伎俩了，他还得找派出所处理。要不，他就不是候五了。
候五去要求处理案子时，派出所给他做了笔录。候五交待的与苏方池说的大相径庭，办案民警也无招可使。
当时在案发现场的就是苏方池与候五，还有候五手下两个人。三个人说的一个样，苏方池一个人说的一个样。这还有真让办案民警为了难。
当时派出所急着让当事人治疗，把案件查处拖了下来。候五有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个混世魔王，串供是必然的。
辖区派出所长也亲自上阵，本着宁愿相信候五三个人说的，去做苏方池的工作。他了解候五情况后，怕他上访闹事，就想息事宁人，尽量调解处理。
不料，他发现苏方池行动不便的样子，感到事情不对了。他马上把苏方池送了县医院里去检查。
结果一出来，正如派出所长所料，苏方池伤到了腰部肌腱和脊神经。
当时，由于苏方池忍耐力强，加上镇医院的庸医误诊。时间长了，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苏方池瘫痪了。
候五还在大闹，要求派出所快处理。他强词夺理地提出三点：苏方池非法购买使用炸药要处理，炸毁他的车要处理，苏方池咬坏他的耳朵要处理。
看着候五嚣张的样子，当时那个派出所长就安排给苏方池做了法医鉴定，结果属于重伤。
他整理好案卷材料，把案件情况向县局作了汇报，建议刑警介入，进行深入调查，以保证案件得到公平处理。
候五也探听到消息了。他手下向他汇报了苏方池的情况后，他害怕起来，马上给他三姐打了电话。
如果没有苏方池的那些事，先把候五刑事拘留了没问题。
县公安局准备做出决定。候五得到明白人的指点了，他也要求做法医鉴定。
结果出来，属于轻伤。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政法委也接到了上级转下来的上访信。上访信有候五的，也有苏方池的，都是委托别人写的。
双方各执一词，案件搁浅，成了疑难案件。
苏方池拖着个行动不便的身子，开始上访。
政法委研究来研究去，最终还是想采取花钱买平安的办法，争取息诉罢访。
政法委先是协调当地镇政府，出资给苏方池解决了医疗费，又给他配了轮椅。安排派出所和民政包靠帮扶。
候五也由当地政府解决了医疗费。他根本不在乎那点钱，关键的是他怕被抓进去。
苏方池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轮番劝导下，有些动摇。
这时候，候五一方面找上了中间人去说事。他愿意补偿苏方池受的损失，把他的地也高价买下来。
只要苏方池答应了，他也不追究苏方池的三条罪了。
另一方面，候五暗中支派上人去找苏方池。名义上是去给苏方池送吃喝的，可去的人凶神恶棍一样，时不时冒出些狠话来。
把苏方池弄得一惊一乍的，没法过安稳日子。这时，苏方池的姐姐接到信了，就让他姐夫回来看看。如果愿意就接他去辽宁，也方便互相照顾。
苏方池眼见着赔偿他的钱越来越多，数额大的让他一辈子也见过。当他姐夫回来时，他终于与姐夫合计了，下了决心，再加上二万元就是同意。
他还要求把自己爷娘留下的房子保留着，到时好落中归根。房子要由村里给维修着，不能倒塌了。
这样，苏方池拿到了候五赔偿的钱和买地的钱，还有政府帮扶给的钱，跟着他姐夫去了辽宁。
苏方池到了辽宁，因为手里有本钱，很快学会了修理电器的手艺。他开上电器修理店，挣了钱，也娶上老婆。
当苏方池有了钱，却与幸福生活有些差距。他又心不甘了，又写起了上访信。
他的理由很简单，他是受了候五这个黑社会头子的欺压。他是被逼无奈才正当防卫的。他想讨回自己的公道。
姜山根据当时简单的案卷内容，发现案件没有依法处理。
党政的参与，又用行政措施替代了法律措施。名义上是维稳需要，实际上是有领导受到上级的暗示，息事宁人的稳控措施。
更为关键的，是单纯就事论事，去对待这起案件。
实际上，候五是整个案件的起因、动力和导演，却把他当成单纯的当事人！
候五是霸痞势力。没有这个概念，案件的调查处理，就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