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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弟子来源很杂，有齐鲁的小贵族，也有中原河内之间的落魄贵族，甚至还有一部分南国之人。
在诸多孔门弟子的奔走鼓噪之下，鲁国发生的动乱很快就传遍了中原列国。
鲁国君臣不和，曲阜兵乱，鲁侯姬稠奔齐求庇。虽说是鲁公先动的手，但以臣逐君终究是大逆，列国的舆论自然偏向鲁公姬稠。
这件事若是发生在两百多年前，以鲁国周公封国的特殊地位，天子的洛都八师必然东进平乱。
若是发生在一百多年前，有尊王攘夷、共卫周礼的大义在，齐桓公有义务派大军南下泰山，送鲁侯归国。
若是发生在六十多年前，天下正值晋楚争霸的最高峰，泰山南北之间，晋楚齐一场大战必不可少，鲁公顺水摸鱼或可重登君位。
可此事发生在前512年，晋国内斗不休，楚国疲惫不堪，中原诸侯夹在晋楚之间无余力出兵。
鲁公姬稠唯一的希望就是齐国。
齐侯吕杵臼也明白这个道理，近几日临淄因鲁侯的到来已有几分烈火烹油之势。除了齐鲁之盟的舆论压力之外，国中家族的蠢蠢欲动亦让他烦心不已。
发兵击三桓，送鲁公归国？
开什么玩笑！
且不说以三桓的实力，齐国得发七八个师、加上后勤，至少得动员十万以上的人力物力才有可能压服三桓，送鲁公归位。
就算能打赢，最多获得些许名望和部分钱粮报酬，实在得不偿失。
再者，先征胶东、后讨吴国，齐国这台连年征战的战争机器急需休整。
在该休养生息的时候对一个实力不弱的盟友动手，这可不个明智的选择。
至于齐鲁联盟，他吕杵臼盟的是鲁国的实力与名位。实力上，多一个能帮他分担南境压力的盟友；名位大义上，有周公之国帮他摇旗呐喊，为之后的称霸会盟造势。
如今名利难以双收，虽然有些纠结，但两害取其轻，他选前者。
鲁公一行人可以好吃好喝的养着，见面就算了，毕竟是他理亏，万一挨了喷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齐侯的避之不见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临淄大小家族心领神会，纷纷将鲁公使者、孔门子弟拒之门外。
唯有一人例外。
齐相晏子亲至鲁君下榻处，待了半日后告辞离去，直驱齐宫向国君进言：
“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
鲜有人知道孔子和晏子聊了什么，只是自那日之后，孔子那笔直强健的脊梁弯了几分几近半驼，其门下弟子也是深居简出，一时间临淄舆情大减……
… …
孔子受挫于齐，孟子亦情难于鲁。
夏谕能大致估算到齐国方面的态度，也明白河洛周王室的无力，但他没想到晋国会介入，而且介入力度还不小！
按理说晋国刚讨伐完豫西、太行山区的几个戎部，又因内部六卿相互掣肘，怎么也不会有太多精力干涉齐国眼皮子底下的鲁国。
可晋国还是动了！
晋国赵、范二卿“奉晋侯之命”，率二师两万五千人先入周王畿，请天子诏命，全权处理鲁国之事。
而后率军东进，过郑、越曹卫至大泽之畔筑台，行使盟主之责，遣使至齐鲁泗上，召诸侯代表来拜，宣“王室之命”。
诸侯中强如曹、宋、卫，卑如薛、滕，皆谴使而来，见证晋国如何处理鲁国发生的叛乱。
困于临淄的鲁公姬稠宛若久旱逢甘露，欲带着一帮追随自己的孔门子弟西去大泽，拜见晋国六卿之二赵鞅、范鞅二卿。
可惜齐侯吕杵臼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奇货可居的心态，对外宣称要将鲁公安置于乾侯封万户供养，内里却将鲁公一行软禁于馆舍之中。
才出虎穴，又入狼窝，鲁公姬稠几乎万念俱灰，意志消沉之下，每日饮酒不歇，酒醉之后便痛骂齐侯与季氏。
鲁公不好过，三桓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
此时季氏宗主、鲁国执政季意如似是心有不郁，突然患病，曲阜阴云遍布，三桓内外环境迅速恶化。连早已就封汶上的夏谕都受到影响，归都助孟何忌稳定局势。
一番计议之下，先火速让姬稠之弟姬宋继承君位，将生米煮成熟饭，从法理方面否决季酬一脉。
之后三桓再度联手，各出二师五千人，共一万五千人由三桓宗主陪同，新君姬宋“统军亲征”。
晋军驻扎大泽东岸，汶水入泽口，不远处就是前番齐鲁会盟的盟台所在，在此驻军便可震慑齐鲁。
晋营毗邻汶上，沿汶水东进便可至夏城，鲁国大军则是驻扎于夏城之郊与之对峙。
这可苦了夏谕这个汶上大夫，一但晋鲁双方交战，无论输赢胜负如何，四五万人乱战，他数年苦心经营必将毁于一旦。
好在秋收刚过，汶上各乡民众生产民生方面暂时无太大影响。但这么多人云集于此，时间长了难免会出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