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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内部的各项斗争几乎都没有停止过，君臣之间，臣臣之间，贵庶之间，皆是如此。而中秋之夜那场盛大的节庆，也好似只是一场暂停休息，让各方养精蓄锐，寻机筹谋，以备展开下一次的对抗。
这不，中秋节刚过三日，洛阳空气中的烟火气还未彻底消散，各处的花灯彩绸也还鲜亮，又是十余封奏章呈至皇帝刘旸御案上了。
这是一些刘旸不得不重视的本章，其中，有奏本，有谏章，有弹劾，有密报，而不管是以何种形式送呈，都与大汉仍在进展中税制改革有关。
若从当初赵普复拜宰相，主持国政，正式推进税制改革开始算起，至今，已是第七年头了。
任何一项改革，在中央朝廷强势的推动下，七年的时间，也足以产生一些结果了，不管是成果也好，恶果也罢。
可以肯定地说，到雍熙元年秋，大汉的税改已经彻底铺开，土地清丈量的成果就是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边鄙如高昌道，也把最新的土地清丈数据汇报上来了，当然这只是象征性，表示一下对中枢权威的尊重。
对于地广人稀的高昌道而言，土地、草场数据什么的，都没有多少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才是其治政的核心问题，包括财税也是一般。
有别于大汉内地道州，经过税改前两三年的探索，朝廷也适时地对北方诸边道州的税政进行了调整，放弃了最初以草场划分作为纳税依据的做法，经过实践，那种做法完全不靠谱，也几乎不具备可行性。
因此，对于边地，尤其是以游牧为主的部族，朝廷最终决定还是按人头来收税。甚至于，对那种完全破坏部族体系，“分地到户”的想当然政策也调整了。
到开宝二十七年的时候，朝廷对于高昌、河西、榆林、山阳、燕北诸道税收，基本恢复到了按部落人口征收牛羊马驼。当然，新的部与落，则是在朝廷户籍制度下重新组织形成的，至少早年那种完全由氏族维系的部族形式，转变成如今的杂胡杂聚。
这是经过朝廷总结之后得出的结论，对于从事游牧生产的胡汉臣民，还是得维持一定的组织规模，设部长、落长进行管理、组织生产、并缴税，这也是便于朝廷统治管理的。
北方因地制宜，南边也是如此，尤其是广大西南地区，旁的不提，土司制的特殊，本就意味着税制上该有所针对性。
所幸，由于朝廷在税改事务上步调一直很稳，还没来得及在西南展开，便及时调整。
对西南道州，朝廷给出的方案则要更为简单，直接从各地土司那里收取一定的贡赋，至于土司们如何对治下的山民、蛮民如何管理、压榨，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也不怕闹出乱子，以朝廷的力量，足以弹压不服的乱民、蛮民了，并且这是土司制在大西南地区推广开来后，用二三十年发展形成的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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