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加入了逻辑进行推理和分析后，正常人都会认为疟疾发病率的关系和恶性肿瘤发病率其实并没有关系。一般来说，疟疾发病率越高的地方经济水平就越落后，居民的平均寿命更短，医疗水平比疟疾发病率低的地方更差且污染水平更低。而恶性肿瘤的诊断和年龄以及医疗水平和环境因素高度相关，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换言之，疟疾和肿瘤以及经济水平的关系基本是和“冰淇淋、溺水死亡以及当时气温”的关系一致。它们看上去高度一致的原因是，这两个数据本身和另一个隐藏条件高度相关。
所以说，并不是白介素-6水平高，就一定会和免疫风暴有直接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很有可能更加隐蔽。
同时，逻辑和推理分析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疟疾感染率和恶性肿瘤发病率成反比的逻辑似乎完全可以用上面说的逻辑来解释。但还真有有不信邪的医生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且诞生出了一个全新的实验性治疗项目组——通过给终末期且对常规化疗药物耐药的患者注射疟原虫，从而实现治疗恶性肿瘤的目的。
这个治疗组目前仍然在初步实验中，但是现在的结果相当振奋人心——三十名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十人的生存期已经超过了一年，五人的治疗效果可以被判定为有效，而其中三人则被认定为临床治愈。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结果，那可是终末期且对常规化疗乃至靶向药物都耐药的癌症患者。
逻辑分析和常理推断并不能保证得到的结果就是真实可信的，要证明假设，需要更加严格设计的实验和恰当充分的数据结论。
而让这一批专家们震惊的点也就在这里——没有设计实验、没有数据结论、甚至连排除分析都没有，孙立恩凭什么能锁定这个关键指标，并且还取得成绩？
“你搞这个实验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其他的指标？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中还有很多都有其他的免疫指标变化吧?”宋文问出了其他专家们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你会盯着白介素-6下手？”
“因为其他指标我干预不了。”孙立恩堂堂正正的回答道，“其他的免疫系统指标很难靶向干预，如果只是一股脑的往下压免疫反应，那就干脆用激素素算了嘛——”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手段，要清除病毒就只能盼着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赶紧工作。用激素，一股脑把免疫反应压下去了，那患者清除病毒的能力就会变弱。病程肯定会变长，非自身免疫造成的器官损伤就会扩大……这些都是坏消息。白介素-6是一个我们能靶向干预的指标和炎症标志物，同时在临床观察到的患者情况变化也符合推测——白介素-6上升导致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减少，同时刺激T细胞通过细胞毒性破坏肺部组织，而吞噬能力减弱导致死亡的细胞无法被及时清除，从而产生类间质性肺炎损伤。”
宋文的表情很精彩，她挑着眉毛问道，“既然控制白介素-6以控制损伤的这个想法只是猜测，你手头没有直接证据……如果你猜错了怎么办？”
“接受托珠单抗的患者都是自愿的，同时其他的治疗也在继续。”孙立恩答道，“作为临床试验，托珠单抗的治疗方案肯定是不理想甚至是不可取的，毕竟我们现在搞的是千人千策个性化治疗，无法控制的变量太多。但现在是特殊时期，我搞托珠单抗治疗不是为了发个什么高影响因子期刊，而是为了救人。只要能让病人有好转就行——我这边的治疗数据可以全部交出来，各位老师要是有兴趣做这个课题，我可以全力配合，绝不藏私。甚至可以说，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尽快就这个项目展开研究，落实了对于托珠单抗的研究之后，这种药物治疗就可以迅速推开，这样才能拯救更多生命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