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地理学报》948年第期。
张沦波《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地学季刊》（）3。
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再进行区域研究，使地理学成为“有本之学”。（2）从领空到领陆。强调对领空、领海的研究。（3）从国家到国际。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地理，用中国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对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从知往到察来。指出了地理研究中应发挥它的预测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并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以上4也是中国传统地理研究中长期忽视的问题。当时对于地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律性的研究，二是强调综合性研究，三是强调实地考察，四是强调地图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针对中国传统地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的。
本世纪上半叶有关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关地理学的定义、分类、方法的探讨外，还涉及到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无疑促使地学在本世纪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理论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区域研究近代区域研究于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得以迅速的发展，是与当时对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视密不可分的。“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最终目的”，这种观似乎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区域研究以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综合性研究特色而成为地学的主要内容。“区域”是近代地学传入中国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地学术语之一.
区域划分原则的探讨。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区划有两大特。首先，区域划分的方法、侧重不同，数目上也相距很大，对于区域划分的方法也未形成共识。据冯绳武94年的统计（《地学集刊》），当时主要有92年张其陶分为23个区；934年葛利石分为5个区；李长傅分为2个区；洪思齐分为25个区；王益厓分为23个区；935年张其昀又细分为O个区；93年斯坦普分为7个区；939年李四光分为9个区。其次，对划分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探讨开始较晚，主要集中于本世纪四十年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近代地理学起步较晚，缺乏大型地学综合研究机构有关，因为对区域划分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它需要以地学各分支学科的考察研究成果为基础。这一当时的学者也有认识，934年洪思齐在《划分中国地理区域的初步研究》中就指出了区域划分研究的四困难“（）精密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天然植物，及人口分布之研究尚未普遍于全国各地，综合的地理研究殊难着手。（2）地理的要素既不止一端，难免顾此失彼。（3）地理区域之范围必须大适宜，盖太大则失于笼统空泛，太则失于零碎混乱。（4）地理区域之界线非尽清晰有定”。
在确定区域划分的原则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面对众多的地理要素如何选择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也是众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应将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等量齐观”，“以自然环境中之气候及地形为经，以人生活动方式之差异（如农、林、工、矿等要）为纬，提纲携要而分之”。也有些学者侧重于自然因素。更有学者认为在综合考虑各自然要素的同时，强调交通是区域划分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建议以大都会作为提纲挈领之一法。当时学者对于区域划分原则的认识差异较大。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区域划分过《地理学报》934年2期。
程中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到各地理要素，同时又认识到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具体的划分过程中只有侧重某些重要的地理要素进行区域划分。例如洪思齐首先根据气候和水利分为两大区，再考虑其他地理要素划分亚区；而冯绳武则根据地理位置将全国分为5区，进而再划分亚区。每位学者在区域划分中侧重都不尽相同。随着区域地理学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专题性的区划研究，例如气候区划、农业区划、工业区划、植物区划以及地质区划等等。
2.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区研究。
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区域研究应该为区域开发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俾地尽其利，人竭其力，则本区自可日渐繁荣”。要想使“俾地尽其利”就必须进行地理区域综合研究，以便“发现地域个性”，充分地利用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经济。
在区域研究过程中，地学工作者注意到，区域范围的选择不宜过大，“若范围太大，每以精力、时间、财力所限，不能详加探讨，便失掉了专题的用意”。因此在区域选择上，“最好是一个岛屿、山谷、冲积扇、三角洲、一丘一埠等，因为这一类的研究，宜于精细”。因此当时多以专区性研究成果为主。许多论著，像《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曲靖盆地》、《河西走廊》、《江都西山丘陵区之地理概述》、《渤海地域之研究》、《川东平行岭谷区之自然与人生》、《四川东南山地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等都是当时优秀的专区地理研究论著。
（三）地质学923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二卷上发表了《有助于■类专门鉴定的图解法及其应用于华北■类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古生物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同年，葛利普应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地质调查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古生物专业人才。到92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地层古生物学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古生界各系地层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得到了确认。924年孙云铸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促进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发展。
二十年代后，对矿物和岩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当时对陨石、宝石、玉石的研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922年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卷上发表了《玉石在中国历史上之价值及其名称》一文，提出了他的玉石命名方案。这一时期对于碳酸盐类矿物、黄铁矿、锰铁矿等矿产资源也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在岩石学方面，以火成岩的研究最系统。934年叶良辅等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刊乙种第号上发表《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一文，对当时火成岩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对花岗岩的岩石化学、岩体构造和基性、超基性岩也已有了研究。
在大地构造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92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5卷第3—4期上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一文，阐述了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世界地质学界的注意。945年黄汲清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阐述了地槽——地台，并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四）自然与人文地理学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994年版，第203页。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可以在各个领域都有进展。通论地理学有了新的进步，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对自然规律、人地关系的探讨，而且强调地理学的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尤以气候学、地貌学和土壤地理学成果最多，但在水文学和生物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地图学在三十年代中期也有新进展，无论从理论水平上还是绘制方法研究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专题地图也很丰富，出现了地质图、地形图、水道图、边疆图、交通图、旅游图、历史地图等。地貌学中以地形学的研究为主，而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地质学家担任的，因此他们重阐述了地形成因以及地质构造、构造运动对地形发育的影响，而对于地形发展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地形与现代外力过程之间的关系，则较少研究。此外对流水地貌、冰川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海岸地貌、湖泊成因以及区域地形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气候学在本世纪上半叶发展也很快，对中国气候形成因素以及各气候因素的特征，如寒潮、气旋、气团、季风、温度、雨量均有论文发表。土壤地理学中对土壤形成因素、土壤分类、土壤肥力、土壤侵蚀等也有较好的论文发表。海洋学中对海岸动态、水温、海水运行等也有研究。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不但论文数量多，而且研究也较深入。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从论文和著作数量上明显超过自然地理学，而且又以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最突出。不但理论研究和全国性、区域性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丰硕，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农业地理方面注重土地利用、宜垦荒地、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关系等的研究。工业地理对工业布局、工业区位也有研究。此外对矿业地理、商业地理、交通地理等的研究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还开展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边疆地理、文化地理、国防地理、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等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近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五）地学考察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地学工作者已深感“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制约了地学研究的深入，指出“试看古今中外，凡是对地理学有造诣的人，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迹不到野外的”。因此地学工作者们疾呼“我国不提倡新地理则已，欲提倡新地理，当由实地考查入手。”他们不但意识到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制定了直接观察、口头访问、表格调查、采集标本和摄绘影图等5种地理考察方法，编定了地理考察纲要。考察内容相当详细，自然方面包括位置、地质、地形、水文、土壤、气候、植物、动物等，人文景观包括土地利用、农业、矿藏、工业、商业、交通、人口、聚落、房屋、社会状况、教育、历史背景等内容，每一需要调查的要素下还有至2级的亚类。地理考察的内容已相当全面，分类也较合理。
中国近代地学考察中，以地质学考察开始较早。早在本世纪初，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生们就从事地质考察，920年《北京西山地质图》的出版就是他们多年地质考察的结晶。929年，丁文江率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0余名人员赴西南进行了大规模考察，绘制了地形地质图，并于三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考察成果。
最初的近代地理学考察主要由大学地理学系的师生们进行的。如930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959年铅印年，第3页。年中山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调查团对云南中部的考察，934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考察团对西双版纳的考察和两淮考察队对苏北两淮地区的区域考察，942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与地质系、生物系联合组织了00多人的川西科学考察团等等，当时主要大学的地理学系都组织了地学考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考察实习，所以多数没有写出考察报告。此外，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府组织的一些考察中也有地学工作者参加。如张印堂参加了为修建滇缅公路、铁路而组织的云南西部地理考察，并写成《滇西经济地理》一书。较大规模的地理学考察是在地理学研究机构成立后的四十年代进行的。942—944年地理研究所曾两次组织专门地理考察队，考察汉中盆地和嘉陵江流域。参加者有林超、黄国璋、李承三、周廷儒、高泳源等。这些考察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写出了富有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
地学考察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地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近代地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足不出户”的传统地学研究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十一章生物学第一节生物学教育的进步99年的“五·四”运动，猛烈冲击了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大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救国。在这股强大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在生物科学方面，不断引进了新的东西，并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科学普及工作，使这门科学得到较快的发展。
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国的高等生物学教育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批大学出现了生物系。首先是923年以后，前编提到的数所高等师范均改为师范大学，然后又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如武昌高等师范进一步改成武汉大学。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合并，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沈阳高师则并入东北大学。广东高师与其他专门学校合并，后来又进一步扩充成为中山大学。成都高师与其他学校合并，最终成为四川大学。原设的博物部也都改为生物系。其次是一些农业大学也设立了生物系，如北平大学农学院设立了农业生物系。此外，当时的一些教会学校如苏州的东吴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大学也设立有生物系。92年以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数量大增，大学的师资迅速充实，设立生物系的大学不断增加。如清华、燕京、北平中法、中国、复旦、沪江、同济、南开、金陵、齐鲁、厦门、福建协和、岭南、河南、湖南等5所大学在此期间都设立了生物系。927年后，新设立生物系的大学又有浙江、山东、辅仁、云南等0所。到930年，我国有近40所大学设立了生物系。教师一百数十名，在校学生数百人。
928年，政府规定了“戊辰学制”。第二年公布了中学课程暂行标准，把学的“理科”改为“自然”，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和气象等。初中设“自然科”，大体包括相同的学习内容。高中设生物课。从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是考虑到与高等教育有机衔接的。
就教材而言，自本世纪初开始，上海等地都编发过中学生物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学用书相对少一些。923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邹秉文、胡先骕和钱崇澍等编的《高等植物学》、和薛德焴编写的《近世动物学》，都是国内各大学的主要动植物学教材。当时的教材还有李积新编、胡先骕校的《遗传学》、陈桢编的《普通生物学》。后来还有蔡翘著的《生理学》、《人类生理学》和实验指导，朱冼和张作人合著的《动物学》、张珽著的《生态学》等。参考书除前面到的《植物学大辞典》外，还有陈焕镛的《中国经济树木》、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钟心煊的《中国乔灌木目录》、刘汝强的《华北有花植物科之系统植物学》、社亚泉等编的《动物学大辞典》、贾祖璋、贾祖珊编的《中国植物图鉴》等。一般大学经常采用美国大学用的英文课本。这可能是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初期需要经历的一种现象，在当时也有有利于与西方大学接轨，便于学生在外进一步深造，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引进的一面。
第二节生物学研究的进展前编曾提到钟观光在我国十余省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但受制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献。99至920年，胡先骕在浙江和江西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922年8月，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钱崇澍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生物学研究机构。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第一届植物部主任。生物所初创时，缺少经费，房屋、设备均由东南大学提供，设备条件十分简陋，研究人员全部由大学的教师兼职，在秉、胡等带头人以身作则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积极献身祖国的生物科学研究事业。他们刻苦钻研，努力探索，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从922年到937年，研究所的人员由四五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个人。他们不仅开展生物形态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对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动物调查偏重昆虫；植物调查则着重对江苏、安徽、浙江和四川等地区的考察和标本收集。抗日战争前，胡先骕、钱崇澍、钟心煊、郑万钧、裴鉴、孙雄才和吴中伦都参与了调查采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标本资料。该所从925年开始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汇报》，至942年刊出2卷3期后停刊，先后发表了研究论文数百篇。还出版了《中国森林植物志》、《中国药用植物志》、《中国马鞭草科》等书籍。
920年，植物学家陈焕镛自美国学成归来，924年在海南岛五指山区采集了十个月的植物标本。927年，他在广东中山大学创设了农林植物研究所，自任所长。这个农林植物所着重对华南各省植物的研究。在抗战前参与该所调查采集工作的有蒋英、左景烈、侯宽照、辛树帜和汪振儒等。930年，他们开始刊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940年出至第4卷后停刊。农林植物所至934年，已先后采集香港、广东和海南岛的植物标本数万号。935年，陈焕镛又在广西创设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自兼所长，两个研究所合作采集广西和贵州的植物，研究注重经济植物。在陈焕镛的出色领导和组织下，农林植物所的植物标本增加到5万号，工作人员也增至十余人。陈焕镛从922年出版《中国经济树木》起，陆续刊出多种重要的植物学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对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929年于南京筹设自然历史博物馆，930年正式成立，分动、植物两组，钱天鹤任主任。934年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动物学家王家楫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裴鉴任植物部主任。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动植物所的主要工作偏重于我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抗战前，秦仁昌、蒋英、裴鉴、耿以礼、邓叔群和杨衡晋都曾参加调查采集工作。并出版英文刊物《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刊》（Siesia），后中文名称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专刊》，到94年刊出2卷后停刊。抗日战争期间，该所迁到重庆北碚。94年，动植物所扩大组织，分为动物所和植物所。分别由王家楫和罗宗洛主持。植物所除研究高等植物分类外，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充至生理、生态，以及藻类和菌类等方面。抗战胜利后，两所都迁回上海。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同一年，北平成立了私立的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是由尚志学会拿出范静生生前捐款中的5万银元作为基金，范静生后人捐赠其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988年第9卷第2期。故宅作为所址，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经费形成的一个研究机构。由秉志出任第一任所长。静生所开始比较注重北方动植物调查。这个所刚成立时有职员9人，所长兼动物部主任秉志，植物部主任兼技师胡先骕，动物部技师寿振黄、刘崇乐，植物部助理唐进，绘图员冯澄如，庶务周汉藩，文牍张东寅。
年以后，该所的职员增至2人，有动物标本近28000件，植物标本8000件。同时开始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该刊为英文版，附以英文摘要。930年，秦仁昌与胡先骕合编的《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卷出版。93年，我国木材解剖学的开创者唐耀到该所任研究员。从932年起，秉志辞去所长职务，改由胡先骕任所长。为了适应动植物标本日益增多的具体情况，所内增设了动植物标本室，分别由张春霖和秦仁昌任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主任。同年我国的第一家木材实验室在该所成立。与此同时，静生所还派出了以蔡希陶为首的云南生物采集团，赴滇考察、采集，935年王启无接替蔡希陶继续采集。另外，932年还与四川西部科学院合作，组织西南考察队到四川进行生物考察、采集，由俞德浚任采集员。934年，静生所与中国科学社等单位合作，组成海南生物采集团到海南考察收集。该所还在河北、山西、吉林、察哈尔等地作生物收集。934年，静生所还和江西农业院成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植物园。由秦仁昌任植物园主任。其标本室主任一职改由李良庆担任。到抗战初期静生所的动物标本达到37万余号，植物标本43万多号，职员最多时为4年，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职员全是静生所的人，如汪发缵、蔡希陶等。《静生生物所调查汇报》作为静生所反映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至94年共刊出动物学十卷，植物学十一卷，从943至948年又刊出新集（.ser）三期。共刊出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9篇，其中动物学方面33篇，植物学方面3篇。此外，静生所还出版了《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河北习见树木图》、《中国山东省中新世之植物化石》等书籍。静生生物所是我国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所蕨类专家秦仁昌940年在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把占蕨类植物90％以上的原水龙骨科分为33个科249个属，以一个崭新的自然系统代替传统的分类方法。这是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突破，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植物学界赢得了荣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948年，胡先骕和郑万钧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联名发表了“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该文发表了我国湖北磨刀溪首次发现水杉这种活化石。此事震惊了世界植物界，堪称我国近代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929年，北平研究院成立，设有生物学研究所（934年改为生理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经利彬代理生物学研究所主任，刘慎谔和陆鼎恒分别担任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的主任。所的规模都比较，到935年，每个所的职员都不足0人。但科研人员还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日本侵略华北和中国内地的野心十分明显，为保存科技实力，93年，植物研究所把全部的图书仪器、标本和研究人员都迁到陕西武功，与当时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作组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动物研究所为了吴家睿《静生生物调查所纪事》，《中国科技史料》，989年第0卷第期。走在日本研究机构的前面，也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动物采集团。“七·七”事变以后，北平研究院各单位开始内迁。938年，生理所和动物所迁到昆明。在武功的植物所也于944年迁到昆明，另组一植物所，原来的西北植物调查所仍坚持工作。动物研究所在昆明又同云南建设厅合组云南水产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生理所、动物所和植物所都先后迁回北平。迁回后的人事有所变动，生理所由朱冼任所长，动物所由张玺任所长，植物所的所长仍为刘慎谔。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由王振华代理所长。
北平研究院生理所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细胞学、生理学和药理方面的研究。如经利彬、张玺等对于脊椎动物脑之比重及水分之含量的研究；经利彬等对于茵陈、黄连、柴胡、秦艽利胆作用的研究；以及他们对中国北方食物与血中磷钙质含量关系的研究等等。朱冼主事后，着重进行细胞生理、生殖生理和发育生理的研究。动物研究所主要对我国各类动物进行调查分类，研究范围包括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等。抗战前主要对海洋动物作调查研究。如张玺对胶州湾软体动物的研究，陆鼎衡对同一地区节肢动物的研究，及张玺和陆鼎衡等对山东胶州湾等地文昌鱼的研究，沈嘉瑞等对甲壳类的研究等等。该所的一些成员对我国北方的鸟类作过一些调查研究。迁到云南后，对当地的畜养动物和滇池的鱼类等作了一些研究。迁回北平后，朱弘复作了一些昆虫分类研究。他们编有《烟台鱼类志》等书籍。收藏动物标本2000余号。
北平研究院的植物所和动物所一样，成立于929年。设有高等植物研究室、低等植物研究室和药物研究室3个室，还设有植物园和标本室。该所研究方向也主要在植物的调查分类。每年都派人外出考察采集。除刘慎谔外，林镕、钟观光、孔宪武、汪发缵、赫景盛等参加了调查采集。抗战前，以华北和西北地区为主，亦稍及东北和东南。抗战期间，该所人员对西南云、贵、川三省和福建的植物采得很多。共得各类植物标本计5万号左右。以华北和秦岭地区的植物为多，而采自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的标本尤为珍贵。除分类学研究外，在植物地理学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钟观光还以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我国的本草植物。93年创刊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丛刊》出到第卷第期，发表了不少文章，抗日战争开始后停刊，949年解放后又刊出一期。并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5册等。
930年，在四川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932年成立植物部，俞德浚和曲钟湘先后任主任。西部科学院主要是为开发四川自然资源和为民生实业公司服务成立的。但他们先后在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标本。除上述研究机构外，当时各大学也做了大量的生物学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的吴韫珍，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顺卿，协和医学院的刘汝强，金陵大学的陈嵘、戴芳澜、俞大绂，东吴大学的李惠林，岭南大学的陈秀英等，厦门大学的钟心煊，华西大学的胡秀英在植物分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中山大学的罗宗洛，武汉大学的汤佩松，西南联大的殷宏章等在植物生理和生态学研究方面都有不少成果。中央大学的张景钺、严楚江等在植物形态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在动物学方面，东吴大学的胡经甫在昆虫学方面作了我国解放前最出色的工作。他花了2年，走访了世界许多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编写的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9年第0卷第期。《中国昆虫名录》，全书卷，428页，包括我国当时有报道的昆虫392个科，498属，计2009种，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昆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还有东南大学的邹钟琳、吴福桢，浙大的蔡邦华等等。此外，震旦大学的朱元鼎等在鱼类学方面也有出色的工作，他著的《中国鱼类索引》，列有国产鱼类497种，是当时研究中国鱼类分类必备的参考文献。
在生理学方面，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冯德培、吴宪等在胃液分泌机制，循环生理、肌肉神经，以及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血液化学和营养学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就。而上海医学院的蔡翘、东南大学的孙宗彭在内分泌、循环生理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②。在遗传学方面，南通大学的冯肇传以玉米为研究材料，做了一些遗传育种研究，清华大学生物系的陈桢用现代遗传学理论，对我国观赏动物金鱼培育形成规律作了系统的研究探讨，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燕京大学的李汝淇，厦门大学的陈子英也都做了一些实验性的研究工作。参见伍献文《三十年来之中国鱼类学》，《科学》，944年。
②参见王志均等《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湖南教育出版社98年版。第三节学术团体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科学团体是上面提到的科学社，但这不是专门的生物学学术团体。924年，留学法国学生物的周太玄、刘慎谔、汪德耀、张玺、林镕、刘厚等40余人在里昂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928年移到国内。并出版有关的生物学期刊。
92年，生理学家林可胜和生化学家吴宪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并出版《中国生理学杂志》。927年出版了创刊号。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生理学期刊，在949年解放前夕发行到第7卷第2期。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该学会对会员资格限制很严格，有论文才允许参加。后来有会员百余人。
928年，由张巨伯、吴福桢、柳支英、程金藩、李凤荪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六足学会”（初亦称中国昆虫学会），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后因经费拮据，4年后即停止活动。944年，张巨伯、邹树文、吴福桢、邹钟琳、刘崇乐、陈世骧等30余人在重庆又发起成立了中华昆虫学会。
933年，胡先骕、钱崇澍、陈嵘、李继侗、张景钺、裴鉴、秦仁昌、钟心煊、刘慎谔、吴韫珍、张珽等在四川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当时即有会员百余人。第二年，学会会刊《中国植物学杂志》创刊。935年增出《中国植物学汇报》。
934年，秉志、薛德焴、胡经甫、王家楫、朱冼、任国荣、伍献文、蔡堡、陈心陶、陈桢等在庐山发起成立了动物学会。当时有会员300多人，并出版《中国动物学报》。
上述生物科学团体的建立，对加强我国生物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以便更好地协作研究、切磋学术，促进生物学各分支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在近代发展科学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我国的生物科学工作者和其他爱国仁人志士一样，充满高昂的创业精神，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进而使国家富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屈不挠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为我国后来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汪振儒等《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994年版，第24页。
第六十二章医药学这一时期医药学的特是西洋医学在我国的成长壮大，以及固有的传统医学受到歧视、排斥的过程。出于自身生存的要求，两个医疗体系之间的斗争，便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
第一节西医的发展和壮大西洋医学是一种应用性的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西方人可以用它来治病，中国人同样也可以用它来治病。因此，随着西医影响的扩大，它在我国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迅速壮大起来.
医学教育的发展。
已如前述，西方在前一阶段主要是吸引一些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医学，学成后回国，开展业务。但这种形式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西方教会开始在我国创办一些医学校，较大规模地培养西医师。早在上一阶段的末期，美、英、加拿大的一些教会已经在广州、上海、苏州、北京、四川等一些城市建立医校，其中如870年嘉约翰就把广州的博济医局改成博济医学校，是为最早的教会医学校。其他较著名的还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北平的协和医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改医科大学）、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总之，这一时期由各国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估计有近20所左右，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院校由政府承办，成为国立医学院。到949年以前，由这些西医学院校培养出一大批西医，成为我国这一时期西医的主要骨干。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国立的西医药院校，如早期的北洋医学堂、陆军军医学校、新军军医学堂；民国时期较著名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药科专科学校等。
总之，这一时期西医药院校林立，大约由教会创办的约20所，而由政府设立的前后不下30所。通过这些学校，培养出大批西医药人才。
2.继续创办医院。
通过早期创办的教会医院，西医逐步扩大了影响。已如前述，到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教会医院业已分布到全国，甚至在较偏远的城市，也有教会医院的创立。如《中华年鉴》所载，到93年统计的数字，在全国20个省建立的教会医院已达42所，床位数多达27553张。
以上这些教会医院在初创办时，一般由教会管理和维持经费。随后，逐渐过渡到由教会和中国人共管，甚或单独由中国人来管理。
3.卫生机构、团体和出版书刊。
清末，在政府中首设卫生司。民国时期，于928年改设卫生部，总管全国医药卫生行政事务，直接隶属于内政部。此后，卫生部曾改为卫生署，时而由行政院管辖，时而由内政部主管，时而恢复卫生部建制，时而又改为卫生署。卫生部（署）之下或设司，或设科，主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并有直接管辖的一些卫生或医药科研机构，如中央卫生实验所、中央医院、各地防疫处、助产学校、护士学校等。在中央卫生机构之下，各省设卫生局，管理地方医药卫生事务。至于卫生机构的行政领导，几乎全部由西医充任。在医学团体方面，以中华医学会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著。94年，由一些在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医生发起组织中华医学会，次年，在北京开始出版《中华医学杂志》。它们是我国创办较早，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和期刊。几乎于同年，还组织了中国护士学会。中华医学会还组织专科学术活动，如最早的医史研究会，就经常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开辟医史专栏、专刊，大大促进了我国医学学术的交流和繁荣。
在这段时期，成立的学术团体和创办的医学刊物，有相当一部分代表不同学派、不同教会的利益。仅以期刊来，到949年的前夕，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出版过的大期刊至少有00种以上。这些学术刊物对于促进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医学专著在前一时期的由传教医生们编译为主，转而成为输入和出版西医主要医著为主。这些西医著作大多为西方医学院校之各科课本，直接引入，其间影响较大的重要医著如内科、外科以及临床前期的基础课本，也有译为中文问世的。此外，也出现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西医专著，但为数较少。第二节中医兴废之争中医兴废的问题，是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此以前，西方医学已经陆续传入我国，西医作为与传统中医截然不同的一种医学体系，与中医在学术上是无法调和的。作为一种应用科学的西医，同样可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因为科学并无国界。但由于医学的服务对象是人，而掌握医疗技术的医生也是社会的一员，因而社会的因素不能不影响医学本身，从而中西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社会的印记.
废除中医的提出和提案。
废除中医的言论，起自近代。
最早提出废止中医的，起自清代一位经学根底很深的学者俞樾。俞氏字荫甫，浙江湖州人。他的经学著作颇丰，其中，有一部《俞楼杂纂》，即列有“废医论”专章。该章从医巫的关系，中医的脉理、药理等方面，提出医道可废的论。如果，近代废止中医的言论是由于一些受西洋医学乃至哲学等思想的影响，形成民族虚无主义所致的结果，则俞樾的废医论当不在其列。因为俞氏的生活年代里，西医尚未大量涌入，只是零零散散的活动，且俞氏之废医言论中，无一句涉及对西医的评价。如果要寻找其思想根源，恐怕只能是他本人对中医的无知和偏见。
真正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医，并积极主张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当首推余云岫。余氏名岩（879—954），于905年赴日本留学，亲眼目睹日本政府以政令消灭“汉医”，通过明治维新而走上富国强民道路的现实，因而认定在我国也唯有走科学救国，消灭中医才是出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对中医的一些理论及其经典著作进行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提出了许多限制乃至消灭中医发展的具体措施，先后发表许多文章和专著，以表达他的这种思想。他的这些文章后来先后收集汇编成《医学革命论》，共3集。
余氏消灭中医的根据，大致是以下这几，这充分表达在他所著的《灵素商兑》中认为中医的理论不能成立，“其学理论，则大谬而无一节可以为信”，主张必须把中医的所有理论“一切打破”，而不能半信半疑。
否定中医具有疗效。他认为中医之所以能治愈病症，或者是“幸中偶合”，“贪天之功”；或者由于“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或者为“精神上之慰藉”，或者为“传语之过量也”②。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甚至也反对当时颇为盛行的中西医汇通的思想。
他认为，中医是“以太古以来经验所得之治疗法为基础，附会之以谬误之解剖，空想之哲学而必欲勉强牵合，则有格格不入之势。虽同冶一炉，犹然冰炭水火，貌合神离亦惟以欺俗世盗虚声而已耳”③。
积极主张废弃中医的另一个代表是汪企张，他和余云岫是同学。他同意余氏的主张，称中医为玄医，积极主张消灭中医，用西医来代替中医。
《医学革命论集·灵素商兑·引第一》。
②《医学革命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
③《医学革命论·研究国产药物协议》。
主张废弃中医的一派人，不仅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还提出十分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集中表现在以余云岫为首的这些人于929年向国民政府提出的一个提案。这个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个提案提出了消灭中医的方法（节录）（）处置现有旧医，其方法包括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政府设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令停业；旧医研究会等纯属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旧医在929年已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以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为5年。
（2）禁止旧医宣传。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之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个提案后来由于中医界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但当时的教育部却明令所有的中医学校一律改成“中医传习所”，不予立案，也即政府不承认其具有合法的学历②。
2.三一七国医节。
余云岫的提案在当时是向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经该会修改成一份“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加以实施。
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全国中医界广大中医及人民群众的反对，全国共有40多个中医药团体联合于929年3月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共有22人参加，代表着全国5个省的32个团体。大会经3天会议，最后提出的提案多达00多件，其大致内容包括（）发表宣言，否认废止旧医提案。
（2）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为一永久性医药机构。
（3）组织请愿团晋京，向全国代表大会及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请愿，要求撤销废止旧医的提案。
（4）国医学校应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准予立案，在各省设立国医药学校、研究所、图书馆及药物陈列馆。
（5）加强宣传中国医药学。
（）确定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
会后，组成一个代表团晋京请愿，要求取消该废止旧医提案。当时的政府，包括行政院、监察院及卫生部均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的意图。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仍坚持其一贯歧视中医的政策，如教育部及卫生部均有训令禁止中医办学校、医院；并明令把学校改为传习所，医院改称医室或医馆，禁止中医利用西药及西法；且由卫生部下令修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会章。这些举措终于又激怒了中医药界，而在同年2月再度开会反对政府之阻碍中医药发展之政令。国民政府不得不于同月复函，称已“命令撤销”上述各项政令，以平民愤。
930年，一些中医代表向政府建议成立“中央国医馆”，作为发展中医《医界春秋》，929年34期。
②《上海医报》，929年4月。
据《医界春秋》，927年第34期。
学术的机构。为了缓和中医药界的反抗情绪，国民党中央于五月同意设立中央国医馆，各省设分馆。次年，该馆正式成立，至933年，制定了该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后来，又提出《国医条例》，其目的在审查国医资格、“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这个提案曾遭到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之反对。几经周折，后来终于在93年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并予以公布。公布时是以国民政府之明令，由其主席及立法院院长签署，以《中医条例》的名义发布的。自此，中医学校才得到合法的地位。
虽然如此，中医在949年以前的地位仍然不如西医，仍受到歧视，中医的正常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
《国医公报》933年卷8期。
第三节传统中医在限制中的缓慢发展尽管这一阶段政府对传统医学实行歧视乃至消灭的政策，但由于中医在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业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需要它。民间大量的中医仍然没有停止过对于中医的研究和发展.
文献学的整理研究。
继承前一阶段对文献学研究的余绪，本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绩。如对古代医典不仅有整理、注疏和诠释，也不乏发挥原意之作。如《内经》方面，私人发挥作品不少，如《秦氏内经学》、《时氏内经学》，还有的从哲学高度论评《内经》，如杨则民有《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的论文，即属此类。对《难经》，既有考证，如张骥的《难经丛考》等，也有一些发挥，如黄竹斋的《难经会通》等。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有不少新的发挥，如曹颖甫之《伤寒发微》，就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提出的是有一些医家用西医的观，对这两部临床经典作了现代的阐述，如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今释》，就是其中的代表。也还有对两书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发挥的，如黄竹斋的《伤寒杂病论会通》即是。
医案医话一类著作，也有不少。著名的医案整理有秦伯末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徐衡之等的《元明清名医类案》、《清代名医医案大全》等；个人的医案更多，如陈莲舫、曹颖甫、恽铁樵、丁甘仁等，都有医案著作出版。医话则有裘吉生之《医话集腋》、丁福保之《医话丛存》、许勉斋之《勉斋医话》等多种。
医史学方面著作，是一个丰收的时期。陈邦贤之《中国医学史》，是为国内第一部医学通史。还有李涛《医学史纲》，为中西兼备之医史著作。这方面的教材、讲义也出版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王吉民、伍连德首次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包括古代及现代教会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在国外颇有影响。
其他如专科史、疾病史的著作也有一些。
2.临床医学及药物学的发展。
在临床医学方面，以内科而言，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却有一批较有名的临床医家，如陆仲安、施今墨、丁甘仁等，都是京沪有名的医生，治好病人无数，其中多有疑难病症。
在外科方面，张山雷于疡科颇有成就，其心得均见于其著作《疡科纲要》、《疡科治案心诠》。其他还有一些关于淋浊及性病的著作。
这一阶段在针灸科方面也颇有成就。著名的针灸家有承淡安、朱琏等人。承氏不仅针术高明，著作甚丰，且热心于社会事业。他的著作有《中国针灸治疗学》等多种，并创办《针灸杂志》。他还创办针灸研究社，广泛培养针灸人才，他并且善于用现代医理解释针灸，影响很大。朱琏原为西医，早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学习针灸，遂专心研究针灸学。著有《新针灸学》，以科学观阐释针灸术，此书后来译成俄文及朝文，有一定国际影响。
中药学除陆续有一些整理旧本草的传统著作外，还出现了一些观较新的著作，如曹炳章的《增订伪药条辨》，对药物不同品种及真伪，进行辨别。温敬修的《实验药物学》、丁甘仁的《药性辑要》、丁福保的《中药浅》，都已经掺入一些近代药物学的知识。在方剂学方面，除传统中医方剂著作外，丁福保的《中西医方汇通》将中西两种不同的药方加以归类，也颇具特。3.中西医汇通的发展。
中西医汇通学派是我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医学派别，也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这个学派继续有所发展，其学术思想的特和主张可以从下面几个代表人物的介绍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
张锡纯（80—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他的学术主张可以从他的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去了解。他认为西医所讲的医理多数已包含在中医医理之中，只不过古代医籍语多含混，有待于后人去阐发。他的学术主张不外乎两，即衷中参西和求实效而重实验。他认为东西文化要互相容纳，使道器合而为一，以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这特别体现在他的遣方用药方面，常是中西药并用于一方，而以中医方剂为主。他亟力主张中西医者应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奋斗，认为互相谩骂之风乃医界之大耻。他对医疗效果总是抱客观态度，甚至连《内经》所言，如未经征验，也不敢轻信。这种客观的态度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
恽铁樵（878—935），江苏武进人。他前半生从事教育及编译工作。
直到43岁以后才开始习医，行医仅4年即故去，但在这短短的0多年中，他举办三期中医函授学校，撰著医书20多种，其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他对中西医两个体系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中西医之基础各不相同，理论亦不同，各有其所长，主张中医要发展，就必须吸收西医之长，并与之化合，以产生新的中医。但他又主张，要汇通两个体系，首先要发展中医，不应满足中医已有的成就。他十分讲求临证的实效，通过采用中西两者之长以求得治疗之实际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主张尽量利用近代科学之知识，才能达到目的。他是反对废止中医和全盘西化的主张的。陆渊雷（894—95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开始时是攻读经学，对天文历算、诸子百家，亦颇精通。后改学医，为恽铁樵之学生。他反对消灭中医，但认为中医必须科学化，才能求得生存；认为中医疗病有效，确是事实，“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故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阐释这些实效。而他所指的科学，实乃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各个学科之基础。他还主张，这个中医科学化之任务，有赖于中医工作者本身。而要研究中医，则必须从中医之证候入手，并针对这个证候，研究药方，以求提高治病之效验。中西医汇通的人物还有不少，主张各有特，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医学史上一个突出的特，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生理补证·绪言》。
第四节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9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两年后，中国**成立，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卫生工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它视为革命运动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早在红军时期，革命队伍中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先后多次颁布卫生条例，对一些烈性传染病，也十分注意预防和治疗，这些措施有力地保护红军及驻地群众的健康。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卫生工作是对一些传染病的预防，提倡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预防第一”放在卫生工作的首位。当时，已经建立相当健全的卫生行政组织，总管卫生工作。例如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政厅下面就设有卫生处，辖有中西医药研究会。另外，除了几个行政科室之外，还辖有国际和平医院、医药专门学校等医疗及教育机构。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医疗条件甚为困难，政府除多方设法获得药品及设备外，提倡用中医方法，就地采药供医疗用；更重视简便易行的针灸疗法，并且培养出一些骨干，为以后各个时期推广这些疗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军阵战伤的医护工作占医疗卫生工作的相当大部分。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为我国的抗日救亡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援，组成援华医疗队，救治了很多伤病员，其中闻名遐迩的有加拿大的白求恩、苏联的阿洛夫、印度的何棣华、爱德华，还有马海德、米勒、傅莱等等，都为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此外，边区政府十分强调中西医合作，曾提出“中医科学化”、“中西医互相学习”的口号，这些都是949年建国以后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先声。革命根据地还十分重视医药卫生干部的培养，如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先后办了一些医学校，包括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学校，各大区还办有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此外，还不定期地举办一些短期训练班。
所有这些优良的传统和工作，都为949年建国以后在全国开展医药卫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仿效的榜样。
第六十三章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从中华民国初年到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是本历史阶段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科学形势比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先在清朝末年留学欧美日的青年学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初期业已渐次回国。他们中有不少从事科学技术教育或工程技术工作。这些回国的留学生无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的科学血液。随着民国时期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本土也培养出了不少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一时期派出去的和回国的留学生也逐年增多。这些人才的涌现，不但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建设有了生力军，而且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科学意识，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氛围。中国近代科学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许多科技社团的建立，特别是许多科研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使中国从此有了现代科学。日军侵华对中国科学事业有很大的破坏，许多科研机构内迁，仪器设备甚至人员受到很大损失，科学研究失去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和机会。虽然抗战期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大西南和边区开展过许多战时的科技活动，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受到很大影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为中国科学事业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科技社团民国时期的科技社团，按其建立的数量、规模和开展活动的情况，可以分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后的两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科技社团的繁荣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地上除了军阀混战以外，大规模的战争较少，社会相对来较为稳定；即使南北军事对抗期间，学术界的活动还是较为自由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之间的学术活动差可正常开展，这给各种科技社团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许多学会的创建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阻碍。这个时期建立的科技社团，全国性的比较多，有影响的也比较多，而且一般来规模都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科技社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有不少的专门学会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的。有些科技社团原本就是由留学生在国外创立的，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国工程学会等，若干年后再迁回祖国。下面仅介绍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立与发展情况，以观中国科技社团的梗概.
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于94年夏创立于美国。发起人是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向祖国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而创办《科学》月刊的。为此，他们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仿照集股公司的形式，组成了一个管理《科学》的机构——“科学社”，办刊的经费分股筹集。这样，《科学》月刊的发起人，实际上也就是“科学社”的发起人。他们是胡名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9人。到94年底，入社的人数达35人，而且印刷费和文稿也准备到足以印行三期以上，于是就把文稿寄到上海分期发行。这样，《科学》月刊便于95年元月在神州大陆问世了。95年4月改公司性质的“科学社”为学会性质，并于95年0月由全体会员表决通过定社名为“中国科学社”。其活动不仅仅限于刊行《科学》杂志，而是“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同时选出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5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秉志（会记）、胡明复、周仁。又选出杨铨、过探先、金邦正分别任编辑部长、营业部长和推广部长。中国科学社由于后来大多数会员回国工作，便于98年把社所迁回祖国，先在上海，第二年迁南京，928年后又迁到上海。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的和征集更多的资金，922年决定把原先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专司执行业务，另选社会名流组成董事会，执行经济大政方针。新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是马相伯、张謇、蔡元培、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汪兆铭、胡敦复9人。新的理事会第一任理事是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人。参加董事会的人，除了征集基金和讨论某些经济问题外，很少过问科学社的工作；真正负责科学社的领导工作的还是理事会的一班人。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事业在社章中作了规定（）刊行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译著科学书籍；（3）编订科学名词；（4）设立图书馆；（5）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集；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982年第3期。
《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9年，第2卷第期。
设立各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事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物诸标本，供陈列研究之用；（7）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的问题。这些科学事业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创办《科学》月刊。该刊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有组织地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的最早的杂志之一，而且内容广博宏富，是同时期和其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同类刊物所不能相比的。它不但大量地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发展的情况，而且也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发表研究论文提供园地，甚至还是发现科学人才的重要窗口。例如，华罗庚在9岁和20岁两年都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其第二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930年《科学》上发表后，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当他后来知道华罗庚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正在江苏省某县的中学当会计时，十分惊异，便邀华到清华大学工作，为华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创造了条件。中国科学社十分重视对《科学》月刊的刊行，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也努力使《科学》不中断，自95至950年的3年时间里，一共刊行了32卷，蔚为大观。除了《科学》月刊外，中国科学社还于933年8月创刊《科学画报》，又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从”等较大型的出版物。第二，创办上海明复图书馆。此馆的书籍半为社员捐助或寄存，半为该馆选购；杂志则多数是订购的，少数是由各国学术机关团体赠送或交换而得的。到929年，中西书籍杂志已达37000册，其中有以重金购买的，弥足珍贵；有不少杂志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创刊的，该馆也设法把它补齐或尽量补订。第三，创设研究所。最初他们计划创建三个研究所，即生物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和工业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设备等原因，只于922年建立了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研究所之一（最早的是于93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开初因研究所经费困难，因而除助理员略受津贴以资膏火外，各研究员均以大学教授课余的时间从事研究，皆不计薪。这个研究所注意野外调查，采集动植物标本，凡闽、浙、川、粤、藏、鲁等地的动物、植物、土产、水产等等，均派员前去采集，并建立了丰富的标本陈列馆（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第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召开每年一次的年会和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举办科学演讲，参与国内科学教育活动，编订科学名词，举办展览，以及设立科学仪器公司等。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科学社的队伍发展很快，第二年（95）为77人，五年后（99）为435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而30年后（944）就达2354人，至949年更发展到377人，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重要的科技社团之一。
2.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是由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工程学会合并而成的。而中华工程师学会又是由以下三个同于92年创立的学会合并而成的詹天佑在广州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在上海创立的中华工学会、徐文炯在上海创立的路工同人共济会。三会合并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共推詹天佑为会长，颜、徐为副会长。该会以规定营造制度、发展参见吴承洛《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师学会·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周刊），948年；钟少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技史料》，985年第3卷第六期。工程事业、力阐工程学术为宗旨，并订出五项活动出版以输学术、集会以通情意、试验以资实际、调查以广见闻、藏书以备参考。9年迁总会事务所于北平。此会在93年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詹天佑、沈琪、颜德庆、邝孙谋；历任副会长为颜德庆、徐文炯、吴健、陈幌、陈西林、邝孙谋、华南圭、俞人凤、赵世煊、劳之常、王宠佑、孙多钰、严智怡、贝寿同，名誉会长为张謇、叶恭绰、权量。97年，留美青年学生陈体诚等人发起创建中国工程学会于纽约，以联络各项工程人才、协助提倡中国工程事业、研究工程学之应用为宗旨。陈体诚为会长，张贻志为副会长。92年中国工程学会迁回祖国，设总会于上海。中国工程学会在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陈体诚、吴承洛、周明衡、徐佩璜、李垕身、胡庶华；历任副会长为张贻志、吴承洛、刘锡祺、凌鸿勋、薛次莘、周琦、徐恩曾、徐佩璜；历任董事为侯德榜、李铿、孙洪芬、程孝刚、任鸿隽、凌鸿勋、张贻志、黄家齐、陈体诚、茅以升、薛次莘、薛桂轮、吴承洛、徐佩璜、徐恩曾、罗英、薛绍清、李熙谋、恽震、李垕身、陈立夫、周琦、胡博渊、周明衡、张可治、顾振。由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之宗旨与事业相同，会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接近，便于93年8月，在南京举行两会的联合年会，正式合并，易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以“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学术”为宗旨，仍以92年为创立之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历任会长为韦以黻、颜德庆、萨福均、徐佩璜、曾养甫、陈立夫、凌鸿勋、翁文灏、茅以升；历任副会长为胡庶华、支秉渊、黄伯樵、恽震、沈怡、茅以升、胡博渊、杜镇远、侯家源、李熙谋、顾毓琇、徐恩曾、萨福均。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主要业绩有以下几个方面。（）在刊物方面，两会在合并前各有会报；中国工程学会还于925年创办《工程》杂志。两会合并后，《工程》杂志继续刊行。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内外各种工程建设，刊登学术论文，以及工程调查、评论或建议。（2）中国工程师学会设有若干个工作委员会以开展工作，主要的有建筑工程材料试验所委员会、建筑总会会所委员会等。（3）召开年会，联络全国工程技术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为了联络全国各专门工程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还设立了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化工五个专门委员会，并多次与全国各专门学会联合召开年会。抗日战争时期，该会决定登记战时人才，分组研究战时工作，传习战时工程知识，拟订国防与民生计划，分平时与战时，建议政府实施，及由该会自办调查研究；学会会员还参加工矿企业指导生产国防军需器材，或迁徙厂务。（4）实行工程学术奖励，建立奖励金制度其一，对有特殊贡献者，赠予荣誉金牌。第一次于935年，得金牌的是侯德榜，以他对于我国制碱工程的贡献，及其所著《制碱》一书，被认为是西文中制碱工业最有价值之著作。第二次于93年，得金牌的是凌鸿勋，为其建筑陇海及粤汉两铁路巨艰段工程的成功。第三次于94年，得金牌的是茅以升，以其建筑中国第一座跨度较大的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其二，对于学习优秀的青年学生，则给予奖学金。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各项活动，吸引中国工程界的人士踊跃参加。因此，它既有为数众多的普通会员，又有数目可观的团体会员。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两会合并时的93年，已有会员29人；至抗日战争爆发时的937年，会员人数达2994人，团体会员7个；到了949年，会员人数增至77人，团体会员达到29个。无疑，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社团。
中国科学社、中华工程师学会等的建立，不但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进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对科技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技事业的重视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在组织方面，迥异于晚清那些稍纵即逝的学会，因而也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此后中国建立科技社团蔚然成风。比较重要的科技社团有中华医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国营造学社、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等等。
（二）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国科技社团的缓慢发展时期抗战开始以后，许多北方的和东南沿海一带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西南西北，条件较差，科学活动当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新社团也建立不多。然而，在解放区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科学技术活动呈现出一番蓬勃发展的景象。国共的联合抗日，使边区的活动范围增大了，抗战和大生产运动的迫切需要，也使科学技术受到空前的重视。如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940年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二年，这个研究会下属的农学、生物学、地质、机电、化学、医学、数理、炼铁、土木、航空等0个学会也相继成立。同样，在晋察冀边区也于942年成立了自然科学界协会，随即又成立了农学、医学、电学3个下属学会。当然，这些学会的规模都较，活动的内容也较简单。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技社团处于艰难的发展时期，各方面活动受到很大的局限。抗战胜利以后，在最初的两三年里，科技工作者怀着胜利的喜悦和报效祖国的抱负，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活动，也建立了几个学会。其后由于内战爆发，科技社团的活动有所限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科技社团才又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948年间的中国科技社团序号名称时间地主要发起人l中华工程师学会92广州詹天佑2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民国初年3医史研究会94上海陈邦贤4中国科学社94纽约胡明福等5中华医学会95上海颜福庆等中外医学研究社95暹京许超然7中华学艺社（丙辰学社）9东京陈启修等8中华农学会97南京9中国工程学会97纽约陈体诚等0中华森林会97中华植棉改良社97上海2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97上海续表参见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994年，第3卷第2期。
序号名称时间地主要发起人3中华矿业同志会920日本4中美工程师协会92前5中国心理学会92南京中国地质学会922北京章鸿钊等7中国天文学会922北京高鲁l8中华化学工业会9229上海市国医学会（上海中医学会）922上海20中国气象学会924青岛竺可桢等2新中国农学会92422中国昆虫学会（“六足”学会）924南京23蜀农学会924南京24大中华科学研究社925上海吴稚晖25中国生理学会92北京林可胜等2丙寅医学社92北京27中华自然科学社927南京沈其益等28中国建筑师学会927上海29中华林学会928南京30中国矿冶工程学会928南京3中华矿学社928南京32中国养鸡学社92833中国化学工程学会929美国顾毓珍等34中华化学会l929美国庄长恭等35中国古生物学会929北平杨钟健等3中华图书馆协会929北平37中国营造学社929北平朱启钤38中国园艺学会92939上海市国医公会929？上海40中华民国医药会929序号名称时间地主要发起人4中华国医学会929前上海42天津药业研究会929前天津43山西中医改进会929前太原44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929上海45全国医师联合会929上海4中华海产生物学会929厦门47中国化学研究会二十年代中国旅日学者48中国数理学会二十年代北平冯祖荀等49中国纺织工程学会930上海朱仙舫等50中国度量衡学会9305中华卫生学会930上海52神州国医学会93前南京53中国工程师学会93南京韦以黻等54中国水利工程学会93南京李仪祉55中国针灸学研究社935中华地学会93葛绥成等57杭州植物病虫学会93杭州58中山大学昆虫学会93广州59历法研究会930中国微生物学会932前中国麻风救济会932前2中国细菌学会932前3中国物理学会932北平叶企孙等4中国化学会932南京5化学工业建设协会932天津魏元光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932南京顾毓瑔等7华北工业协会932北平戴乐仁8自然学会932东京9中国植物学会933重庆胡先骕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主要发起人70东南医学会933上海7中国防痨协会933上海吴铁成72国药科学改造会93373中国农学社933武昌唐贻荪等74中国农业协会933天津魏悌斯75中国考古会933上海叶恭绰7民众医药社933上海77中国医事改进社933南京78世界动力学会中国分会933南京？
79中华化学社933广州80中国技术合作社933上海沈钧儒8上海市建筑学会933？上海82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934上海李熙谋等83中国动物学会934北平秉志等84世界科学社934北平蔡元培等85昆虫趣味会934南通8禹贡学会934北平顾颉刚等87金石学会934北平容庚等88中国工厂检查协会934上海89中华护肺健康协会934上海90中西医药研究社934上海宋大仁等9中国地理学会934南京翁文灏等92中国数学会935胡敦复等93科学建设促进社935？上海？蔡元培等94中国博物馆协会935北平马衡等95中国自动机工程学会935上海张登义等9华北农产改进社935北平97中华矿业促进社935太原阎锡珍98中国兽医学会935上海蔡无忌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主要发起人99中国养鸡学术研究会93前上海00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93杭州庄前鼎0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93杭州李书田等02中国心理卫生协会93南京03中国造纸协会9304中**事交通学会9305中国古泉学会93上海丁福保等0中国土壤肥料学会93镇江07中国心理学会937南京汪敬熙等08中华医史学会937上海09中国测量协会9370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938清华昆虫会938昆明2边区国防科学社938延安高士其等3科学生活社9394中国数学会940昆明姜立夫5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940重庆周建南国医研究会940延安7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940延安吴玉章等8边区农学会94延安9边区生物学会94延安20边区地质学会94延安2边区机电学会94延安聂春荣等22边区化学会94延安董立文等23边区医学会94延安24边区数理学会94延安25边区炼铁学会94延安2边区土木学会94延安27边区航空学会94延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主要发起人28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94延安29中国稻作学会94？
30中国工程学会942南京杨寿楣3邵武昆虫学会942邵武32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94233晋察冀边区农学会94234晋察冀边区电学会94235晋察冀边区医学会9423中国造船工程学会943重庆37中华昆虫学会944重庆张巨伯38延安中西医学研究会944延安39中国营养学会945前40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945重庆涂长望等4中国土壤学会945南京陈华癸等42中国硅酸盐学会94543科学与生活社94重庆44中国科学促进会（中国科学服务社）94南京杭立武等45中国技术协会95宋名适4中国技术协会94郭沫若等47山东自然科学社94临沂48东北科学技术学会94长春49中国地球物理学会947南京陈宗器等50中国解剖学会947卢于道等5中国科学期刊会947上海52中国制革工程学会947重庆53中国牙科医学研究会947广州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主要发起人54中国市政研究会948南京55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948哈尔滨5上海市自来水学会949前注此表系初步统计，尚有待充实与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科研机构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中，科研机构起着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对于这一，民国初期的科学界就已有明确的认识。98年，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的任鸿隽在论述科研机构的重要性时指出“夫发明有待于研究，而研究又有待于历久之积力，然则研究将由何术以继续不辍耶？曰，是有组织之法在。”这里所的“组织之法”就是指建立研究机构。他列举了西方科学发达国家创建研究所以便促进科学事业发展的许多成功的经验，明我国尽快建设科研机构的重要意义。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愈益重视，中国的科研机构已逐一建立起来。但民国时期的科研机构不同于民众性的科技社团，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由国家建立的，表现出较大的政府行为。国家建立的科研机构，其规模都比较大，而民间建立的科研机构都较，人员、设备都不能与之相比。前面所介绍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就是属于民间组织的。下面再对几个主要的科研机构作一概括的介绍。
中央研究院.筹备及成立。设立中央研究院的最初设想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924年冬，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去北京“共商大计”。他在离粤北上之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并拟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立革命建设基础。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去世，筹建中央学术院的计划无由实现。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决定由李石曾、蔡元培、张人杰三人共同起草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法，并命蔡、李、张等人为筹备委员。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月9日蔡元培在上海召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出席者有蔡元培、徐渊摩、丁燮林、陶孟和、竺可桢、李四光、杨端六、王季同、杨铨、高鲁、周览、宋梧生、周仁共3人。从此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以后就定这一天为院庆日。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其第一条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在蔡元培于940年逝世后，由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选出三位院长候选人翁文灏、朱家骅、胡适，后由国民政府遴选朱家骅为代理院长。928年月，中央研究院于南京设总办事处。总办事处是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管理机关，设总干事一人，干事3至5人，受院长直接指导，执行全院行政事宜。总干事和干事均由院长聘任。总干事都是聘请学术上较有成就、威望较高而且管理能力较强的人担任。历任总干事为杨铨（928—933）、丁燮林（933—934）、丁文江（934—93）、丁燮林（93，代理）、朱家骅（93—938）、任鸿隽（938—940）、傅斯年（940—94）、叶企孙（94—943）、李书华（943—945）、萨本栋（945—948）、钱临照（948—949，代理）。
2.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机关是各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前就已成立了理化实业研究所（928年3月，上海）、地质研究所（928年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928年3月，上海，后迁南京，945年改名为社会研究所）、观象台（927年0月，南京）四个研究机构。928任鸿隽《发明与研究》，《科学》98年第4卷第期。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988年第9卷第2期。年2月观象台于南京分为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7月，理化实业研究所于上海分成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945年改名为工学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又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928年0月，广州，后迁北平）、心理研究所（929年4月，北平，后迁上海，945年改名为心理学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930年月，南京，主任为钱天鹤）。自然历史博物馆于934年7月改名为动植物研究所（所长为王家楫），该所又于抗战时期的944年5月分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在抗战时期还成立了医学研究所筹备处（944年2月，重庆，主任为林可胜，由冯德培代理）。947年成立数学研究所（上海）。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的历任所长是地质研究所为李四光（928—949）；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杨端六（928—929）、蔡元培（929—932，院长兼任）、杨铨（932—933，总干事兼代）、傅斯年（933—934，兼代）、陶孟和（934—949）；天文研究所为高鲁（927—929）、余青松（929—940）、张钰哲（94—949）；气象研究所为竺可桢（927—94）、吕炯（93—944，代理）、赵九章（944—94，代理；947—949）；物理研究所为丁燮林（928—94）、萨本栋（94—948，总干事兼代）、吴有训（947—949，未到职）；化学研究所为王琎（928—934）、庄长恭（934—938）、任鸿隽（938—94，总干事兼任）、吴学周（942—949）；工学研究所为周仁（928—949）；动物研究所为王家楫（944—949）；植物研究所为罗宗洛（944—949）；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傅斯年（928—949）；心理研究所为唐钺（929—933）、汪敬熙（933—949）；数学研究所为姜立夫（947—949）。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抗战期间内迁，经湖南辗转四川李庄、重庆和桂林、昆明等地，所址屡有变更。
3.学术评议制度。学术评议机关是评议会，它是全国最高的学术评议机关。其职能是决定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方针，接受政府委托从事学术研究，选举院长候选人三人呈请政府遴选，联络国内研究机关讨论一切急需研究的问题，促进国内国际的学术合作与互助，受考试院委托审查考试人员之著作或发明事项等等。中央研究院院长、总干事、各直属研究所所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评议员”。由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是全国性的，因此除从本院评选外，还须从全国各大学和其他学术单位中评选“聘任评议员”。中央研究院院长为评议会议长。第一届评议会产生于935年，第二届产生于943年。第一、二届评议员名单见下表。第三届评议会产生于中央研究院院士产生之后的948年9月。从第三届开始，其聘任评议员是由中央研究院院中央研究院第、2届评议会评议员名单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5年第卷第2期。议长蔡元培秘书丁文江翁文灏当然评议员蔡元培丁燮林庄长恭周仁李四光余青松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任鸿隽第一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李书华姜立夫叶企孙吴宪侯德榜赵承嘏李协凌鸿勋唐炳源秉志林可胜胡经甫谢家声胡先骕陈焕镛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张云张其昀郭任远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茅以升叶良辅议长朱家骅秘书翁文灏当然评议员朱家骅叶企孙萨本栋丁燮林吴学周周仁李四光张钰哲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罗宗洛赵九章第二届评议员聘任评议员姜立夫吴有训李书华侯德榜曾昭抡庄长恭凌鸿勋茅以升王宠佑秉志林可胜陈桢戴芳澜胡先骕翁文灏朱家骅谢家荣张云吕炯唐钺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吴定良陈寅恪钱崇澍士选出。第三届聘任评议员共32名。他们是陈省身、苏步青、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庄长恭、翁文灏、竺可桢、茅以升、凌鸿勋、秉志、伍献文、陈桢、胡先骕、钱崇澍、李宗恩、林可胜、冯德培、汤佩松、俞大绂、汤用彤、冯友兰、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梁思成、王宠惠、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陈达。
4.院士制度。在94年0月召开的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上，曾对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和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进行讨论，认为为了对内加强学术研究，对外促进国际合作，必须建立院士制度，即在全国学术界成绩卓著的人士中，选出若干人为院士，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构成主体。经过各大学及独立学院、各专门学会、各研究机关按照数理科、生物科、人文科的提名，推举出400余人；经947年0月的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的选举，从中选出50名院士候选人；最后在948年3月的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上选举出8名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5年第卷第2期。数理组（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等）
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生物组（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药物理学、农学等）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眙瑾张孝骞陈克辉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人文组（包括哲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征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5.奖励制度。中央研究院为了奖励科学研究，同时也为了纪念两位已故的总干事杨铨、丁文江和已故院长蔡元培，分别于937年和948年设立杨铨、丁文江奖金和蔡元培奖学金。杨铨奖金是授予对人文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丁文江奖金是授予对自然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每种奖金定额2000元，隔年一次，受奖人以中国国籍年龄在35岁以下为限。第一届杨铨奖金为语言学家李方桂所得，第一届丁文江奖金为物理学家吴大猷所得。蔡元培奖学金设50名，分别授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的成绩特优学生。
北平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建立。北平研究院是在筹建中央研究院的过程中，由李煜瀛提出设立局部或地方研究院的议案而建立的。929年8月日由国民政府定名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其性质为一独立的学术机构；同月，教育部聘李煜瀛为院长；9月9日李就院长职，并于是日组织成立总办事处；北平研究院就此正式成立。同年月，李煜瀛院长聘请李书华为副院长，襄理院务。2.北平研究院的组织结构。（）前期组织院-部-所（会）三级结构。
在北平研究院成立初期，全院分为行政与学术十大部分。行政部分有总务部、出版部、海外部；学术部分有天算部、理化部、生物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国学部。理化部又设有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由李书华、李麟玉分别兼任所主任。生物部设有生物学研究所（934年改为生理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由经利彬、陆鼎恒、刘慎谔分别为三所主任。人地部设有地质学研究所（系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合作），由翁文灏为所主任。930年，严济慈第二次留法归来，即被聘为物理学研究所主任；不久，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合作设立镭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又聘严济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9年第0卷第期。慈兼任镭学研究所主任，赵承嘏为药物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最初还筹备了水利研究会（李仪祉为会员，李书华兼干事）、史学研究会（吴敬恒为会员，李宗侗为常务会员兼干事）、经济研究会、字体研究会（卓定谋、林宰平为常务会员），分属于理化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此外，在群治部成立自治试验村，在天算部设立测候所；930年又设立博物馆。但是，这一时期北平研究院由于人力、物力不济，所设研究机构都较简单，有的还只是一个空架子。（2）中期组织院-所（会）二级结构。935年7月起，北平研究院的组织作了调整，取消部级机构。在行政方面，取消原有的总务、出版、海外三部，直接设总办事处，受院长和副院长直接领导。总办事处下设文书、会计、庶务、出版四课。总办事处主任为李麟玉，秘书为崔敬伯。总办事处的职员除雇员外，均由院长聘任。在学术研究方面，取消原有的理化、天算、生物、人地、群治诸部，直接设立研究所和研究会。而且研究所、研究会直属院长领导，并改研究所主任为所长。当时共设8个研究所和5个研究会，即物理学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镭学研究所（兼所长严济慈）、化学研究所（代所长刘为涛）、药物研究所（所长赵承嘏）、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经利彬）、动物学研究所（所长陆鼎恒）、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地质学研究所（兼所长翁文灏）、史学研究会（常务会员吴敬恒，历史组主任顾颉刚，考古组主任徐炳昶）、经济研究会（常务会员兼代金融组主任周作民，财政组主任崔敬伯）、字体研究会（常务会员卓定谋）、水利研究会（常务会员朱广才）、人地研究会（常务会员邵可侣）。其中史学研究会于93年7月改为史学研究所，仍分历史、考古二组。博物馆仍旧。此外，北平研究院还设有气象台、测绘事务所等机构。其中气象台原为中央研究院北平气象台，于935年划归北平研究院管理，该台系明清时期钦天监观象台。抗日战争爆发前一两年，北平研究院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工作，决定先将部分科研机构迁离北平。935年史学研究所一部分迁往陕西，同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93年植物学研究所亦将全部图书标本仪器及研究人员迁往陕西武功，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3）后期组织院-所结构，撤销研究会。七七事变后，各研究所即进行内迁，总办事处与各研究所相继迁入昆明（地质学研究所迁至重庆北碚）。由于战时经费困难，经济研究会、水利研究会、字体研究会、人地研究会和气象台、博物馆、测绘所等机构都停办了。到948年，只设物理学、镭学、化学、药物、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史学8个研究所和西北植物调查所。
3.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948年北平研究院设立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
院务会议主要职责是审议该院各项章程规则、工作计划、概算及其他重要事项，由院长、副院长、总干事、秘书及各研究所所长组成。学术会议则酝酿于抗战胜利前夕的945年春。当时北平研究院筹备改组各学会及研究会为该院学术会议，并计议推举学术专家为学术会议会员。学术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开会讨论学术问题及全院的重大问题。94年3月，院长李煜瀛由重庆赴昆明，召集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一次大会；948年月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由委员3人组成，通过了学术会议暂行规程，决议委托北平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推举学术会议会员，由院长聘任；以后的会员由学术会议自行选举。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名单组别当然会员会员天算组熊庆来江泽涵陈省身赵进义李珩张云李书华严济慈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马士修庄长恭周发岐吴宪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吴学周理化组林世谨李煜瀛朱洗陈桢秉志胡先骕戴芳澜张景钺生物组张玺刘慎谔周太玄童第周胡经甫翁文灏李四光杨钟健袁复礼孙云铸尹赞助裴文中李士林竺可桢黄国璋地学组张印堂农学组刘大悲戴松恩冯泽芳汤佩松俞大绂刘仙洲魏寿昆李书田朱物华侯德榜工学组张克忠顾毓珍赵承嘏林可胜陈克恢汤飞凡朱恒璧戚寿南医药组李宗恩朱广相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姚从吾张星浪史学组董作宾汤用彤李俨吴敬恒张元济胡适沈尹默谢寿康文艺组陆志韦朱光潜魏建功王宠惠顾孟余陶孟和何基鸿杨端六社会科学组陈序经崔敬伯费孝通吴克刚罗喜闻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两个最大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担负着规划全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北平研究院虽然是地方性的，但对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同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与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科研机构从成立起到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做了相当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只有在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以及其他的科学研究机构，如地质调查所等）之后，才开始了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和某些技术学科的研究和试验，获得了不少成果，才使中国有了自己的科学积累，也从而才使中国有了现代科学。因此可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的开端。不仅如此，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还为中国后来的科研机构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于949年月日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基本上就是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所合并、调整、扩建而成的。80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时期最主要的地质研究机构。93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所长为丁文江；同时成立地质研究所，作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9年第0卷第期。为培养地质人才的学校，所长为章鸿钊。地质研究所于93年秋开学，由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人为主讲教师。经过三年的训练，至9年7月，共有2人毕业，其中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等十余人被派到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在这批学生毕业后就停办了，章、翁二教师也转到地质调查所。从此地质调查所有了人员的保证。以后调查研究的人员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到00多人。地质调查所调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地质、古生物、矿物、岩石、矿床等等，都在调查之列。
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是由四川企业家卢作孚于930年创办的，是以立足四川、开发西部为宗旨的地方民办综合性科研机构②。卢作孚亲任院长。932年张博和应卢作孚邀请，担任兼善中学的校长，并代理西部科学院院长兼总务处主任。在学术研究方面，最初设有四个研究所，即理化研究所、农林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另有兼善中学、博物馆、图书馆三个附设机构。93年，博物馆、图书馆交给地方办，937年生物、农林两个研究所停办，兼善中学也独立办学，938年2月，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建于重庆，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全部人员都参加合作。这样，从938年春天开始，西部科学院实际上只有一个理化研究所单独进行研究工作，一直到950年与中国西部博物馆合并为止。
民国时期的主要科研机构除了上述者以外，还有大学中的若干研究所，如交通大学研究所（92—949）、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934—949）、武汉大学理科研究所（94—947）等。这些大学的研究所都作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在内迁昆明期间，建造了当时全国唯一供试验用的5尺口径的风洞。
参见王仰之《旧中国的地质调查所》，《中国科技史料》，983年第4卷第见赵晓宇、陈益升《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料》，99年第2卷第2期；李乐元《中国西部科学院》，《科学通讯》，950年第卷第4期；梁志全、罗平《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中国科技史料》，987年第8卷第2期。
参见陈益升《大学中的研究所》，载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995版，第579—5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