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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沉，西天一片灿烂的晚霞。建工跟齐林从食堂里出来，一起出了校门，来到每天跑操的那条公路上。这是开学以来两人第一次出来散步。他问建工假期忙什么了。建工说暑假是在老家度过的，并谈到自己新的感受。齐林说，看来他很喜欢农村生活。他说，假期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是关于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发生的故事。建工惊喜地说：“是吗？那我要拜读一下。”他敬佩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沉默而又做事扎实的班级宣传委员。齐林想了想说：“周末你有时间吗？到我家去吧，到时候我给你看看，不过，你可要给我提提意见。”
“哪里，向你学习学习。”
周末。两人在《鲁中日报》社院门前的候车厅下了车，齐林说要进去见他舅舅，让建工稍等。一会儿出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沓稿纸。建工接过去，见那篇小说题目是《田野上的希望》。
不久，中巴客车行驶在淄川区东部一条蜿蜒的山道上。一座座山峦调转着角度，出现后很快又闪到了后面。满眼都是青绿色的山头和玉米梯田，到处裸露着大大小小的青石。不时看到上下错落的土黄色村落，有的掩映在绿树之间。后来，车又向山下行驶，地势逐渐平坦起来。建工盯着手里的稿纸，随着那一行行清秀的字迹，脑海里展开想象，有时抬头望着窗外，回味着故事中的人物。
清凉的山风吹进车窗，齐林不时张望着外面那令他熟悉的风景。他说：“这就是峨庄乡。我初中毕业以后，因为家里穷，上不起高中，就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了。那时我还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呢！高考恢复第二年，我开始白天干活，晚上自学，考了四年。”
他想起了有一年多没见面的国强：“哦，我高中有个同学，也是你们淄川的。前一阵听说今年没考上，又复读去了。”
下车时，夕阳已经躲到云霞后面，天光暗淡下来。
吃过晚饭，两人提着篮子和镢头，用手电筒照着脚下的土路，到半山腰上去袍花生花生。回到家后，齐林去煮花生，建工在齐林原来住过的那间西屋继续看那篇小说。后来，齐林端着煮熟的花生进来，两人边吃边谈。
建工回忆着说：“我老家也种花生。小时候老家来人，每次都带些炒花生。有时爷爷还托人给我父亲捎去生花生米，用一块白粗布包着，不多，二斤来沉。父亲喝酒时，就炒上一小盘，撒上点盐，当下酒菜。”
“我写的这个小说，是从人民公社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转折期。土地承包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农民有了自由，可是，山区农民怎么才能富起来呢？”
“你写的主人公，是以你自己为原型吗？”
“主要以我哥哥为原型。他原来是村队长，热情、能干，很有威望，组织村民春种秋收，兴修水渠，抗旱抗灾，确实干了许多实事。那时候是集体出工，按工分计酬。人民公社确实损害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所以，村民思想工作很难做。我觉得，不能把人民公社的体制性错误跟农民在当时特定环境下所做出的贡献混为一谈。应该说，当时的农民为国家建设所付出的牺牲更大，所得太少，少得可怜！”
“你哥哥现在干什么工作？”
“是村里的书记，也是种地呗。地都分下去了，村里的干部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了。像这穷山区，要资源没资源，要钱没钱，不种地，还能干什么？我哥哥应该说是个挺有能力的一个人。我在小说里写的主人公很有点子，带领村里人到山洞里养殖蘑菇，在水库里养鱼，那都是虚构出来的。不过，或许以后可能会变成现实。”
建工说：“小时候我也偶尔想过，老家的亲戚为什么都上东北，而不留在家乡搞建设，支援社会主义呢？那时我想，难道他们都是些落后分子和逃兵，缺乏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吗？”
“那时都穷，可以理解。”
“是啊，我们过去把公与私截然对立起来了。社会是由每个个体组成的，社会跟个体并不是截然排斥的关系，以牺牲个体正当利益来获得所谓的社会发展，是无稽之谈。像如我的祖辈和父辈们，还有巧生，无论是在老家里种地，还是上东北，还是干个体户，不同样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吗？有什么先进和落后之分呢？反过来说，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到异地谋生？还不是因为在老家受穷吗？就像我三叔和四叔，在老家里连个媳妇都娶不上。他们仅仅是想争得个人生活的权利，为了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呀！”
齐林沉思着，不住地点头，后来他用那双深邃的落落的黑眼睛盯着他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可以按照这种理解，把小说里的落后分子塑造的更加人性化，而不做简单的讽刺和嘲笑。”
“这样改的话，虽然人物少了些趣味性，但是主题更深刻了。”
“人物也不显得轻飘了。”他低头反思着，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所谓的落后分子，只是当时的一种政治话语罢了。我舅舅看过后，说里面的落后分子着墨不多，但挺出彩，反衬出了主人公的高尚。不过，你说的反倒提醒我了！”
“是吗？我说的也都是真切的感受——就是你在报社的那个舅舅吗？”
“他负责文艺方面的主编，是退伍军人。”
“你有这个条件，应该到报社去。”
“看看吧。”
齐林又问到巧生。他说：“家里给她提了矿上一个下井工人，家是农村的，两人都挺满意，但是因为户口问题，男方家里不同意。她现在在村上一个店铺里干，可店铺要承包给个人，她又面临着失去工作了。想进城做生意，可是没钱。”
齐林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对你老家很有感情呀。”
他苦笑着摇摇头道：“没有用……”
次日，向远见建工回来，没好气地说：“有事了，找你就找不到了，啥时候才来！”
他忙问怎么了。盘腿坐在上铺的于得水放下手里的书说，炳文让人家欺负了。
“你要是早点回来，咱一块去收拾收拾那小子！”
他惊讶地问：“哪个小子，谁欺负炳文？”
两人把事情告诉了他。原来，暑假期间炳文曾经到英语系王艳家去找过她，她母亲和哥哥听说炳文家是农村的，坚决反对他们往来。这个周末她没回家，她哥哥今天上午找到学校里来，还到一楼中文系的男生宿舍里来打听炳文在不在。下午两点来钟，他在学校门口看到他妹妹跟炳文一起公交车上走下来，上前就去打炳文，还警告他，以后再跟王艳在一起就打断他的腿。刚从家里回来的新业恰好也在那辆车上，拉着炳文去了医院。王艳跟他哥哥闹别扭，一气之下回家了。
建工问：“炳文呢？打得厉害吗？”
“鼻梁打肿了，眼圈也打青了，包扎好以后就回家了。”玉田说，“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碰到新业，新业说他把炳文送到车站上，就回来了。他现在到班主任家里去了，还没回来。”
向远愤愤不平地说：“炳文太软弱，叫我我一定还手，不把他的皮扒下来才怪呢！新业小子也不会办事，应该让炳文住院，赖着王艳家里的人，她不是工人家庭有钱吗？好哇，有多少让她家里陪就是啦，反正有她在学校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