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子骨肉至亲，原本是难得聚了一个团圆年，谁知年后竟会闹得家不成家。到底是谁的错呢？秦昭昭起初觉得玉兰太不应该了，李伯伯他们自己的钱他们拥有全部支配权，想给谁就给谁，她有什么可闹的？闹得这个家都要散了。
女儿单纯的想法秦妈妈不由好笑：“你不懂事，知道什么呀！玉兰生气也是情有可原，两个老的一碗水没端平，就知道偏向北京的大儿子。换了你也得生气。”
“我才不生气呢，不给我就算了。”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痛，如果你还有一个姐姐或妹妹，我和你爸都更喜欢她，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着给她不给你，你心里头能舒坦？”
这么换位思考一下，秦昭昭倒也有些理解玉兰的感受了，于是又开始觉得李剑两口子不对。
“李剑哥哥也在北京工作那么久了，怎么连买套房的首付都没存下来？还要回家找爸妈要钱，他们俩口子过日子一定很大手大脚。”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呀！李剑在北京也就一个工薪族，过日子还能大手大脚。他女儿今年准备送幼儿园，听说一个月的托儿费最少也得七八百，我们这的托儿所最便宜的才一百块。你说这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多高。”
虽然在上海读大学的秦昭昭课余也常去打工赚钱，但她吃住都在学校，花钱的地方很少，所以对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了解并不多。听妈妈这么一说才知道北京居大不易。纵然李剑俩口子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家乡人眼中都是有出息的孩子，却只光鲜在表面，他们混在北京其实很不容易。
如此说来，只能怪李伯伯两口子一碗水没端平了。但李伯伯他们又何其无辜？家里好不容易飞出一只金凤凰，飞去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落了地，却迟迟生不了根。在那座大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才算是有了根。他们做父母的都送了儿子九十九程了，总不能最后一程不送了吧？
说来说去，这件事竟说不好到底是谁的错。秦昭昭觉得李家的人都有他们的难处，没有谁是存了心想让这个家散掉的坏人。如果实在要怪，只能怪一个“钱”字，都是钱闹的。
谭晓燕今年好不容易买到了火车票回家过年，是买的黄牛票。所谓的“手续费”竟比票价还贵二十块，翻了一倍都不止，让人哭笑不得。但她还是咬牙买了，只要能回家就行。
春节前夕的广州火车站一派兵荒马乱，仿佛战争时期的难民营。谭晓燕事先估计到了车站人山人海的场面，担心到时挤不上车，特意请了公司的两个男同事帮忙送她。果然，火车每节车厢进口处都挤得水泼不进，人人都想抢先上车，也不知抢这个先干吗？她好不容易才被两个同事推上了车，找到座位坐下后，过道上有个年轻姑娘焦急之极地挤过来找乘务员，说她的钱包刚才挤上车后不见了，里面有两千块钱还有**，能不能帮忙找找？
乘务员一脸好笑：“这上哪找去？你自己也不小心一点。”
年轻姑娘嘤嘤地哭了。谭晓燕不胜同情地看着她。后来和秦昭昭说起这件事时，她也说那姑娘太不小心了，像她随身带的钱收得多小心啊。才不用钱包那样扎眼的东西，揣在身上很容易被人看出来。她穿一条背带牛仔裤，胸前有个大口袋，钱就全部塞在里面。胸前的口袋小偷是不好下手的，比放在裤兜里要安全得多。
谭晓燕买的是一趟加班车的票，开得慢极了，停停开开，开开停停，总要给正式班车让路。晚点晚了好几个钟头，到小城都已经后半夜了。一出站就有出租车司机来揽生意。离开故乡整整两年，她听到熟悉的乡音只觉亲切不已，刚要点头答应一位司机坐他的车。却听到更加熟悉的乡音在唤她：“晓燕，晓燕。”
一扭头，她就看见了她爸爸妈妈，又惊又喜。她明明叫他们别来接站的，因为一早就知道加班车肯定晚点，到站时间没个准点何苦让他们过来白等。
但她叮嘱归叮嘱，谭氏夫妇还是忍不住跑来了火车站。火车晚点就一直在外面等着，天寒地冻里等了几个钟头。女儿一走就是两年，做父母的心里不知多挂念。今年终于能回家过年，他们都希望早一点见到女儿。毕竟她在家的时间也不久，春节一过就得回深圳上班。早一分钟见到，就多一分钟相聚的时间。
“爸，妈——”
扔下行李箱，谭晓燕张开双臂朝着父母跑过去，一家三口兴高采烈地抱成一团。冬天的寒冷仿佛也悄悄褪去了。
谭晓燕在家里只住了几天，初六就得走。春节期间绝大多数单位放假都是初一到初七，初八恢复正常上班。所以初五初六的火车最是客流量高峰期，买票都得求爷爷告奶奶地托关系。她人还没到家时，谭妈妈就已经四处找人帮忙买火车票了，但春运的车票实在太紧俏，关系不硬根本买不到。最后找一个在火车站当保安的熟人领她进了站台，有去广州的火车靠站后，教她跑去卧铺车厢门前朝把守车门的乘务员手里塞一百块钱：“师傅您帮帮忙，让我上车再补票。”
乘务员飞快地把那一百块揣进口袋，让她上了车。
2002年春节，谭晓燕来回双程的火车票都多花了冤枉钱。黄牛票贩是明宰，乘务员是暗收。这是为了回家过上团圆年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2002年春运结束后，3月份谭晓燕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今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共发送旅客1.28亿人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
作者有话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