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当年SARS，中日医院、宣武医院征用，全收重症。
应该说，这些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得到了改善！
以邱海波教授为首的重症指导专家们，在短短的三天里面，他们都能看到每天增加一千张重症收治床位，不断收治重症病患。包括医院的供氧，也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这样强大的执行力，极高速的效率，在很多其他国家恐怕是难以复制的。
采访到了这里。
邱教授无比感慨地说道：现在如果说遗憾，早期病人太多，没有足够的床位，没有设备，没有足够的、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这些都是早期非常大的困扰。现在当你去看全球疫情，你会发现，大家都在面临相似的困境。当时金银潭的问题，从我们的角度看，是真正重症医学的医生并不多，但这里的病人是全市最重的。而且你没办法再从协和、同济、省人民这些大医院调增援，因为这些医院自己也有医疗任务。那怎么办？当时我们想，从国家调吧，从国家专家组调，我们希望能调到的是能够带队做医疗组长，能够沉下来的专家。
说完了这些，邱教授还特别介绍，在整个中国的医疗体系中，我们的架构大致是这样的：科主任下面，可能有医疗组长，还有主治大夫，再有住院大夫。医疗组长实际上要能够把这组病人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对病人的一切情况负责。我们在临床上真正最了解病情、最负责任的是医疗组长。我们想当时的想法：能不能调一批稍微年轻一点的专家，能够把他放到这些病房里，直接让他去做医疗组长，来保证最重的病人得到专业救治。面对复杂的疫情，光有智商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情商和综合的能力。现在还有几百个危重病人,意味着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工作。有人说觉得我们可以撤了，我们撤不了。我觉得重症病人尤其危重型的病人没有转危为安，没有结局之前，我们都必须坚守在这里。
进入3月份，疫情得到明显控制，ICU开始有空床了，甚至有些医院的ICU都关了，有些医院也不再收治重症病人。病人少了，重症病人也少了，危重病人少了，这已充分说明以邱海波教授为首的重症专家在疫情前面的防护墙起了作用。重症病人比例并不高，但是因为基数太大，重症病人绝对数量是高的。而这么大的绝对数量，就造成了医疗能力的不足，医疗资源不够，而且医疗力量很难整合。
邱海波教授一直强调，在这样的重大疫情面前，最前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医生，而是疾控。如果把第一道防线，比如社区这条线，如果社会的传播能挡住，病人就会变少，重症就会更少。现在疫情已得到了有效控制，社会比较关心的是复阳问题。其实复阳并不是说没治愈，我们从病理里可以看到，肺里面的细支气管堵住了，肺泡塌掉了，现在已经康复了，够出院标准，可以出院了，也有抗体了。但是在病人的恢复期，支气管又慢慢通了，通了之后里头的病毒就又能排出来，检测就还会再次显示阳性，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观察到复阳的病人有传染性。
采访的过程是轻松的，而回答的问题却是沉重的。
邱海波教授认为，经此一疫，我们应该反思全国有足够的重症医生、重症护士吗？这是我们的医学教育体制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培训、毕业后教育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我们的重症医学是二级学科，很多欧洲国家、新加坡、澳洲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跟新加坡、澳洲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我们在住院医师培训中没有规培（规范化培训）的。我们是唯一在二级学科里没有住院医生规培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的住院医生都没有经过重症医学的规范化的培训。现在年轻的ICU医生、住院医师的规培，都是由其他学科承担的，未必有牢靠的重症医学基础。我们就靠现在重症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这一小批重症医学医生，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是承担不了的。但如果我们有了住院医师的规培，即使这些医师在规培之后，可能分化去呼吸科、心脏科、肾科……但是他具备了应对重症的基础，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这些人征召过来，就像预备役部队一样，马上就可以应对紧急情况。我们当然不希望再来一次这样的疫情，但没人能打包票，是吧？
采访到了最后，邱海波教授说，重症医生的作用在哪？当我们有这么多重症病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来面对它？我们一直说，重症医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而重症导致的死亡病例，恰恰是社会最关注的，跟老百姓关系最大的，所以这条防线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