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您看来,这策略可行吗?”景王又问。
这话便问得太不谨慎了——若可行,柳世番便不该说不祥之言。若不可行,不在天子面前力争,却背地里在亲王跟前诽谤,罪过就更大了。
但这位景王几次三番说出出人意表的话,柳世番忍不住就想试探他更多。
他并没有立刻以正言驳回,而是反问道,“可行又如何,不可行又如何?”
景王道,“夫子有夫子的不便,我身为人子,却也有为人子的方便。您不能说的话,我未必不能说。”
——这少年竟真是这么想的。
此情此景此少年,令柳世番不由就想起些往事来。
贞元中,他刚刚崭露头角便得到当时太子的赏识。一日同太子说起朝中弊政,太子也同眼下这位景王一样,道是将向天子进谏,以纠正此弊政。彼时柳世番年少天真,觉着若果真如此,善莫大焉。然而当时的太子侍读却规劝太子,“您身为太子,只需每日视膳问安便可,无需过问朝政。陛下在位日久,若有小人离间,说您收买人心,你该如何自辩?”太子感念不已,道,“若不是您,我哪能听到这一席话。”进谏之事便也不了了之。
时至今日,柳世番依旧厌恶这些自保之道。
可身在权力的漩涡之中,若连这些规则都不懂,迟早死无葬身之地。他厌恶的其实是这个不明哲保身、便寸步难行的朝堂。
因而他更厌恶当年那个向太子进言的侍读,他就那么理所当然的告诉日后的君王——比起背上收买民心的猜忌,百姓疾苦算什么?他将一个本该正气浩然的储君,变得功利如市井商贾。还离间了父子亲情。
可若无人说这些,太子也许当真无法平安活到登基那日。
不过话又说回来,平安登基了又如何?不也一样重病缠身,没等施展抱负便被迫退位?而那个传授太子保身之道的太子侍读,也没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掌权没半年,便牵累他们一行人身败名裂,死的死、贬的贬。
柳世番道,“天下局势云波诡谲、错综复杂,可行与否,不是一句话就能论断的。消兵势在必行,眼下又正是时机。纵使不行此计策,也必得行别的消兵之策。而萧、段几位宰相素有人望,此策他们也绸缪已久。既已先提出了,那不论如何,都该一试。”
景王琢磨了一阵子,道,“夫子赞成消兵?”
“并无异议。”
“夫子心中也早有成策了?”景王又问。
柳世番愣了一愣,不料景王竟如此敏锐——竟从几句话之间,便听出了他隐而不言的事。
他不作答,景王便当他默认,追问道,“纵使萧、段二位宰相不提消兵之策,到了合适的时机,您也会提?”
“……”
景王恍然大悟,“那我便明白了。”又道,“若两位宰相没提,夫子打算何时提?又有何良策应对藩镇的阴奉阳违?能否指点学生?”
这少年有求于人时脸皮够厚,无端就已自称起学生来。
这无赖情状,跟他家那个爱撒娇耍赖的大女儿一模一样。柳世番立刻便醒悟过来——这是打算赖上他。
虽不解他为何偏偏选中自己,但柳世番很确信,跟一个有野心却未必能登上皇位的皇子扯上关系,对他来说太不合算了。
“臣对父子之道确实不大精通,然而也略懂一些人情。不在其位而干涉其政,本就容易招致诽谤。何况以子谏父,以幼谏长,以浅虑谏深思?并不是臣不肯说,只是臣那些不足为天子道的一家之言,纵使说给殿下听,也只会给殿下、也给臣召来非议。殿下又何必多问?”
“您请放心。早先以为您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才说出些自不量力的话。此刻既已明白了原委,当然就不会自作主张了。”景王越发谦逊恭敬,想了想,又道,“不瞒您说,消兵一事,父亲也同太母商议过,太母不愿过问,只说朝中有裴柳两位相公,又何必来问她一个深居简出的妇道人家?却又回头问我的想法。我虽说了几句,事后想来,却尽是纸上谈兵。我虽不比太母那般是‘深居简出’,然而自幼长在深宫,平生竟从未出过长安。不必说天下大势——便适才夫子说的天下编户几何、赋税轻重,我也都一无所知。先前有人说我自作聪明,我还不服气。如今想来,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偶有小得便自以为得计,不是自作聪明是什么?”
柳世番心想,能有自知之明,已强过大半读书人了。他倒是喜欢这样的少年,然而他身为宰相,却并不是这少年该请教的对象。
“不知晓编户、赋税算不得无知——只消向掌管编户、赋税之人询问便可。”
景王笑道,“是,学生也这么想——无知也不要紧,只要如先生这般无所不知的人肯教我。”
柳世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