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则等人，感觉情况很紧急，若康王再不登基，江山有易主之危险，于是又联名上书：“南仲等所陈屡矣，独有天人相与之际，朕兆已久，未尝略举，愿毕其说。
盖闻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故白鱼潜跃，武王作周。赤伏显符，光武兴汉。大王奉使，陛辞之日，皇帝赐排方玉带，有“大事”圣语。被受大元帅建府之命，有赐袍异梦。皇帝即位，纪元曰靖康。其后，大王未尝封靖也，而京师之人及四方申陈，或曰靖王，或曰康王。迨皇帝之北迁，人始悟曰：靖字从立，从十二月，乃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康王建帅，纪年二字，实兆今日。飞出亭一牌，有连三箭之祥。太上万里，有即真二字之兆。黄河之渡，则阴未凝而冻忽合。济州之瑞，则红光见而火德符。天命彰彰，著闻周之武王，汉之光武，何以过此？大王其可久稽天命乎？其可弗顺人情乎？古人有言曰：违天不祥。愿大王亟即帝位，上留天心，下塞人望。”
康王阅后，在其上批复道：“丑虏肆毒，残我土地，陵我京邑，迁我二帝，移我神器。四海罔戴，颙颙延首。二三大臣暨诸将佐与夫诸路帅守，以天下群情，交章劝进。吾以父兄痛心疾首，未知措身之地，岂敢偃然受天下归往之请？猥当隆极，免徇众志，以答天下之休庶，以奉迎二圣，恢复中原，此吾诚心，天实临之。公等世受国恩，同遭戹会，忠贯日月，精感神明，实赖远谋，共济祸难。”
同日，康王又以大元帅名义，分别给诸副元帅、总管宗泽、赵子崧等人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初夏渐暄，伏惟总御司徒勤劳国事，台候多福。某去岁出使贼营，中道辍行，所携不过千人。闰月，被命帅师，始集东北民兵。进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诏。继得枢府矾书，又戒生事。且方忌器，未敢轻出。但分兵近畿，为逼逐之计。阅月既久，刺知贼情，不免鼓率众贤，勉此前进。继闻元帅领兵戡难，感涕交颐，即具公文，当已至呈达。
今闻大臣之在贼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托，而二圣、太后、东宫、诸王北渡大河，五内殒裂，不如无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逆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属不容，谓祖宗德泽，主上仁圣，臣民戴归，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将帅、军民，忠义有素，当资众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具移外，伏望鼓作士气，开晓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勋。某不任痛愤泣血恳切之情！
所有受贼付托之人，义当征诛。然闻方二圣之在郊，已膺僭伪，虑百官之谋，或出权宜。未当轻动，徒使京城动扰，军民被害。故欲按甲近城，容某移书问故，得其情实，即时关报，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济。伏幸孚察，未瞻会间，尚冀厚为宗社所赖，倍保台重。不宣。”
第二天，即四月五日，康王召集幕府群僚耿延禧、董耘、高世则等人，一起讨论京城形势。康王说道：“邦昌迫僭位号已累日，假使邦昌今日不知逊避，则国人皆得而诛之；假使邦昌知顺逆，第恐金人留兵助之。则如之何？”
此外，康王还担忧诸道勤王兵马。他说道：“若他们皆不知北征，只以讨贼为名，人人争先入城，屠戮吾民，以邀功利，则如之何？”康王为此而深深恻怛。
幕僚们建议，立即给诸处勤王人马下达命令，要求他们一律在京城外会合，听候指挥，不得抢先入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