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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得到电话通知，下星期天将对他的案子进行一次短时间的审理。他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开始，审讯将一次接一次有规律地进行，也许不是每周一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间隔的时间会越来越短。从一方面来说，早日审理完这件案子对大家都有好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审讯应该彻底，应该面面俱到，尽管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因为这很累人。正由于这个原因，才选择了这种高频率，然而短暂的审讯方式。审讯的日子选在星期天，这是为了不干扰Ｋ的业务工作。估计他会同意这种安排，然而，如果他喜欢别的日子，他们也会竭尽全力满足他的愿望。比如说，也可以在夜间进行审讯，虽然夜里Ｋ的头脑可能不够清醒。总之，如果Ｋ不反对，他们就在星期天等着他。当然，他必须出席，这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再加以提醒。他得到了应该去的那个地方的门牌号码，这栋房子位于郊区的一条街道上，他从来也没去过。
Ｋ得到电话通知后，没有回答，便把听筒撂下了；他决定星期天按时赴约，这是绝对必要的。案子有进展了，他必须为之奋斗；必须使初审变成最后一次审讯。他正站在电话旁边出神的时候，突然听见副经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副经理想打电话，但发现Ｋ挡着他的路。“是坏消息吗？”副经理随便问了一句，他并非真想知道点什么，只是急着要让Ｋ离开电话。“不是，不是，”Ｋ一面说，一面问在一边，但没有走开。副经理拿起听筒，利用电话还没接通的机会，转脸对Ｋ说：“喂，我有句话要跟你说，Ｋ先生。星期天上午，我邀了几个人乘我的游艇去玩，你愿意赏光一块来吗？人很多，其中毫无疑问会有你的朋友。比如说，律师哈斯特勒先生。你来吗？来吧！”Ｋ尽量注意听副经理在讲些什么。这对他来讲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他和副经理的关系向来不大融洽，如今副经理居然向他发出邀请，这是一种友好的开端，表明Ｋ在银行里已成了重要人物，以至银行的第二把手也十分看重他的友谊，至少希望他能采取中立态度。副经理这样做确实已经纤尊降贵了，虽然这个邀请只是在电话未接通的时候随便作出的。然而Ｋ还想让副经理屈尊第二次，因为他说：“十分感谢。但是很抱歉，星期天我没空，已经跟别人约好了。”“真遗憾，”副经理说。电话正好接通了，他转过脸去打电话。他讲了很长时间，心烦意乱的Ｋ一直站在电话机旁边。Ｋ没等副经理挂上电话，就如梦初醒地为自己在这儿无目的地浪费时间进行辩解；他说：“我刚打完电话，他们在电话里约我到一个地方去，可是忘了告诉我几点钟去。”“那你可以再打个电话去问问嘛，”副经理说。“这并不很重要，”Ｋ说；他这么一说，刚才那个本来就站不住脚的借口便更加令人不可置信了。副经理转身要走的当儿，继续就其他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Ｋ勉强作答，心里想的却是：星期天上午最好九点钟就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法院平时总是九点钟开庭的。
星期日天气阴沉。Ｋ很疲乏，因为头天晚上他参加了餐厅里举行的庆祝活动，睡得晚了些，差点睡过头。Ｋ来不及考虑或调整一星期来筹划好的计划，匆匆穿上衣服，没吃早饭便奔到郊区那个指定的地方。十分奇怪的是，虽然他没有时间去打量过路人，却看见了那三个已经介入他案子的职员。他们就是拉本斯泰纳、库里希和卡米乃尔。前两人乘着有轨电车，从他面前驶过；但是卡米乃尔却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当Ｋ走过的时候，他从栏杆上探出身来，询问似地看着他。他们三个人好像都很注意他，想搞清楚他们的上司忙着上哪儿去。一种挑战心理使Ｋ决定不乘车到那儿去；他不希望麻烦任何人，甚至是最不相干的局外人在这件案子中帮他的忙，他不想受惠于任何人，也不想让任何人哪怕稍微过问一下他的案子。他最不愿意的是一分不差，准时到达，以至在审讯委员会面前降低自己的身分。不过他还是加快了脚步，希望能在九点钟到达，尽管并没有给他规定确切的到达时间。
他想，那栋房子准有某种标志，或者门前准是热闹非凡，远远就能辨认出来；但是到底有什么标志，他却无从想像。朱里乌斯大街两旁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全是灰色的大楼，里面住着穷人；电话里告诉他，那栋房子就位于朱里乌斯大街。他在街头停了一会儿。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所以大部分窗口都有人，只穿着衬衫的男人们靠在窗口抽烟，或者小心翼翼地扶着坐在窗台上的小孩。有些窗口挂满了被褥，偶尔会从被褥上方冒出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脑袋。人们隔着马路互相叫喊；Ｋ的头顶上方正好有人喊了一声，引起一阵哄笑。大街两旁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家小杂货店；这些小店位于街面以下，门前有一小段石阶，通到街上。女人们从这些店里挤进挤出，或者在店外的石阶上唧唧喳喳。一个流动水果贩正向站在楼上某个窗口的人叫卖，一面叫喊，一面向前走，和Ｋ一样心不在焉；他的推车差点把Ｋ撞倒。在城里某个较漂亮的街区用过很长时间的一个旧唱机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
Ｋ慢悠悠地沿着大街走着，越走越远；现在他的时间似乎很充裕，预审法官可能会从某个窗口探出身来，发现他正在路上走着。九点过了些。他沿着马路走了好久才到那栋房子门前；这栋房子大得不同寻常，大门特别高，也特别宽，肯定是供卡车出入用的。内院四周是一间间栈房，门上挂着商号的名牌，有的名字Ｋ曾经在银行的账册上见过。他一反常态，在通向内院的前厅里呆了一会儿，聚精会神地研究起这些外部现象来。他旁边有一个没穿鞋子的人，坐在板条箱上看报。两个男孩正利用一辆小推车玩跷跷板。一位面容。惭淬的年轻姑娘穿着睡衣，站在吸泵前打水；她看着Ｋ，水则不断流进桶里。内院的一角，有人在两扇窗子间系了一根绳子，把衣服晾在上面。绳子下面站着一个男人，不时大声指点几句。
Ｋ转身朝楼梯走去，打算到审讯室里去；但他随即站住脚，因为除了这道楼梯外，他在院子里又看见另外三道楼梯。楼梯后面还有一条小过道，像是通往第二进院子的。他们没有确切告诉他，审讯室到底在哪间屋子里，他为此感到很恼火。这些人对他的疏忽和冷淡已经达到令人诧异的地步，他决定把自己的看法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最后，他终于踏上了第一道楼梯，心中想起那个名叫威廉的看守讲的话：法和罪是互相吸引的；既然如此，审讯室就应该位于Ｋ偶然选中的这道楼梯的上面。
他上楼时，打扰了许多在楼梯上玩耍的小孩；孩子们气呼呼地看着他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如果我下次还要再来的话，”他心想，“一定要带上糖果来哄他们，要不就带根棍子揍他们一顿。”他刚要到达二楼时，一粒弹子球滚了下来，他不得不止步等弹子球落定。两个皱纹满面、脸庞瘦削、老气横秋的孩子乘机揪住他的裤子；他如果把他们甩开，就可能使他们受伤，他怕他们嚷嚷起来。
到了二楼，他才真正开始寻找。由于他不好直接打听审讯委员会在什么地方，便装作要找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他想到了这个名字，因为格鲁巴赫太太的侄子即那个上尉就叫兰茨。于是他挨门逐户去打听，里面是否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人，并乘此机会朝屋内看一眼。其实他用不着这么费劲，因为差不多所有的门都开着，孩子们在门口跑进跑出。许多住户都只有一间带一扇窗的小房间，里面正在做饭。不少女人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则在炉子上忙碌。几个即将成年的姑娘身上除了围裙以外，似乎没穿别的衣服，她们正在不停地操劳。每间屋子里床上都躺着人，有的是病人，有的在酣睡，还有的虽已穿好衣服，但仍然赖在床上养神。如果哪家门关着，Ｋ就敲敲门，问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一般是女人来开门，听到他的问题后，便转身对屋里的某人说话，那人便从床上欠起身来。“有位先生问，这儿是不是住着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一个名叫兰茨的细木工？”那人在床上问道。“是的，”Ｋ说，虽然他已经明白，审讯委员会不在这里，他的询问是多此一举。许多人看起来深信，要找到细木工兰茨对Ｋ讲来事关紧要。他们绞尽脑汁，久久思索，倒也想起了某个细木工来，但名字不叫兰茨；他们也会说出一个和兰茨这个名字的发音相近的名字来；或者向邻居打听；或者领Ｋ到离这儿颇远的另一家去，他们觉得那儿可能会住着像兰茨这样的房客，或者那家会有人向他提供他们所不能提供的更确切的消息。最后，Ｋ几乎用不着再问了，因为他这么打听来打听去，已经跑遍了整个二楼。他现在开始为自己的计划感到后悔，而当初他还以为这个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当他快要走到六楼时，他决定不再寻找了，他对一个愿意领他继续查询的热情的青年工人道了声“再见”，便朝楼下走去。可是，他又为自己白忙了一阵而感到忿懑；于是便回过头，继续往上登。他到了六楼，敲敲第一家的门。他在小房间里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只大挂钟，时针快要指到十了。“一位名叫兰茨的细木工住在这儿吗？”他问。“请往前走，”一位年轻女人说，她长着一双活泼的黑眼睛，正在水桶里洗小孩衣服；她用那只湿漉漉的手指着旁边的那间房子，那里门开着。
Ｋ觉得好像走进了一间中等大小的会议厅。厅里有两扇窗，里面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谁也不在意这个刚进来的人。天花板下面是一圈楼座，那儿也是挤得满满的，人们即使弓着身子站着，头和背也会碰到天花板。Ｋ觉得厅内空气太污浊，便退了出来，对那个看来听错了他的话的年轻女人说：“我是打听一个细木工住在哪里，他的名字叫兰茨。”“我知道，”那女人说，“你只管进去吧。”如果她不走到他面前，抓住门把手并对他说：“你进去吧，我得把门关上，不让任何人再进去，”那他就可能不会再进去。“好吧，听你的，”Ｋ说，“不过大厅里已经挤得太满了。”尽管这样，他还是进了大厅。
门后有两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伸出双手，做出一个像是付钱的手势，另一个人紧紧盯着他。从这两个人的中间伸过一只手，抓住Ｋ。这只手是属于一个脸颊微微发红的小伙子的。“来吧，来吧，”他说；Ｋ听凭他领着自己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似乎有一条狭长的通道，他们大概以此为界，分属两个不同的派别；Ｋ朝左右两边看了看，发现没有一个人脸朝着他，大家都是背朝着他，只跟自己的那一派人说话和打手势——这个事实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大多数人身穿青上衣、外面披一件星期天常穿的宽宽大大的旧式长外套。他们的服装是惟一使Ｋ感到困惑不解的东西，否则他准会认为这是一次地方性的政治集会。
Ｋ被那小伙子带到了会议厅的另一端，那儿有个低矮的、上面挤着不少人的讲台，台上斜放着一张小桌；桌子后面有个矮胖子，坐在讲台的边缘上；他喘着气，兴致勃勃地和另一个人在讲话，那人懒洋洋地躺在他后面的一把椅子上，跷着腿，胳膊肘支撑在椅背上。矮胖子不时在空中挥动手臂，好像在模仿某人的滑稽相。陪Ｋ来的小伙子发现很难向人们通报Ｋ的到来，他两次踮起足尖，打算讲话，但是讲台上的那个矮胖子没有注意到他。直到讲台上另一个人发现了这个小伙子后，矮胖子才朝他转过脸来，并俯下身子听他结结巴巴地说话。矮胖子接着掏出怀表，瞥了Ｋ一眼。“一小时零五分钟以前你就该到达这儿，”他说。Ｋ正要回答，但来不及了，因为那人刚刚说完，会议厅的右半部分便响起一片不满的喧哗声。“一小时零五分钟之前你就该到达这儿，”那人抬高声音重复了一遍，同时匆匆扫了整个会议厅一眼。喧嚷声立即变得更响了，过了好久一阵子才平息下来，这时那人已经住嘴了。大厅里比Ｋ刚进来的时候要安静得多。只是楼座上的人还在发表评论。那儿光线暗淡、尘土飞扬、烟雾腾腾，但人们还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衣着似乎比下面的人寒酸。有几个人带着靠垫，垫在他们的脑袋和天花板之间，以免把头碰伤。
Ｋ决定不讲话，只是观察；因此他也不为自己的所谓迟到辩护，仅仅说道：“不管我迟到不迟到，反正我现在来了。”话音未落，掌声即起，仍旧是大厅右侧传来的。“这些人很容易争取过来，”Ｋ想道；但他为大厅的左半部分保持缄默感到不安，这一半人就在他身后，他们中间只发出一两下孤零零的拍手声。他思忖着应该说些什么，才能把全大厅的人都争取过来，如果不能争取全部，那至少也得把大部分人暂时争取过来。
“不错，”那人说，“不过现在我没有再听你讲下去的义务。”人声重新鼎沸起来，这次谁也不会再搞错其含义了。那人摆摆手，请大家安静。他接着说：“不过我可以把这次算作例外情况，下次可不能再迟到了。现在请你到前面来。”一个人跳下讲台，给Ｋ腾出地方。Ｋ走上去，靠着桌子站着。后面的人很多，他不能不使劲撑牢，才避免人群把预审法官的桌子、也许还有预审法官本人推下讲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