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恩还明说了，之所以弹劾你汪鋐，不是因为我和他有私怨，乃是因为我和他有公愤，就是看不惯他一个奸邪小人，故而弹劾他。
然后冯恩继续说明汪鋐的奸邪：夫都察院为纪纲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万一各差御史，求合称职，效尤刻薄，以败坏天下，輘轹小民，其为邪乱之彗，顾不大哉！此鋐尤当急黜者也。夫左右大臣，邪正得失，大略如此。
最后冯恩还把方献夫、张璁拉到一起骂了：此非臣一人之私也，天下共闻共见之公也。但张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献夫之奸不测。奸不可测，乃奸之深者。自古大奸能不使上知其奸，然后得肆其奸。使知其奸，去之何难。臣见三人声势相倚，而献夫、汪鋐近来威福声势尤不可当。陛下欲去张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臣谓张孚敬根本之彗也，汪鋐腹心之彗也，方献夫门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
将汪鋐、方献夫、张璁三人比作彗星，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彗星是极不吉利的征兆，所谓孛星现，灾祸起，古人将彗星作是不祥的征兆。而冯恩将他们三人比作彗星，还颇有新意的给他们三位各自取了外号，张璁是根本之彗，汪鋐是腹心之彗，方献夫是门庭之彗。
方阁老肯定气哭在厕所，自己堂堂武英殿大学士、内阁次辅，居然还不如汪鋐，更可笑的事情就是方献夫的老师也是王守仁，这算是友军伤害了。
本来当年他在当吏部员外郎时，他同主事王守仁谈论学问，喜欢上了王守仁的学术，就请求王守仁将自己收为学生。经此一事，方献夫开始与霍韬等人过从论学，学问功夫大有长进，逐渐形成独得的理学思想，对王阳明的学术观点亦开始有所质疑，他后来甚至怀疑王阳明“不疑佛老”，要求湛若水与之辩明异同。
方献夫余生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驳倒王学，没有其他事。方献夫为此写了《大学原》加以阐释。朱熹认为通过格物是获致事物之理，由格物而获得真知，方献夫认为“格物”与“致知”是同时进行的，不是两截功夫；天下之理皆有本，须格物之本。在这点上，他无疑受阳明格物新说的影响，他与王的分歧在于：王阳明认为，“格”是“正”之意，“物”即“事”之意，而“事”即意之所在，所以格物就是正念头。
方献夫则认为，《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来又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自天子以至于底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显然，“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就是知本，这个本就是明德。“知本”“知止于至善”就成为方氏为学的宗旨。方献夫认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强怨而行”，即反求诸己，推己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