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二爷说：“大集体过后，茅草坪村人的生活慢慢地有所改善，但每家每户每年的粮食还是不够吃的。大荒山下的和平公社周围的村子，土地要肥沃一些，有富余的粮食，我们也有亲戚在那里，因此队里就组织村民到和平乡去借粮。和平乡的人非常慷慨、仗义，毫不吝啬地借粮给我们。但我们要背粮食回家，要走40里山路。来年打了新苞谷，又要背40里地，把粮食送到和平乡去归还人家。”
老丁说：“我对土地最早、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最初是关于红苕的。当时我们村里种的苕有红苕和白苕，主要用苕藤来喂猪。清明过后，山上的松树、杉树、麻栎树抽出了新叶，我和小伙伴们从6里外的学校放学回来，肚子早已经饿的咕咕乱叫，而母亲还在山上挖地，家里冷锅冷灶。我们一回到村子里，就跑到尚未翻耕的红土地里，找寻发芽的红苕。上一年的苕地秋收后，难免有极少数未挖尽的苕留在地里，来年春天，就会发芽。好不容易找到一丛红嫩的芽，我就用手去刨，手刨不出来的，就找一截树枝来撬。撬出来的苕略略擦去泥巴，放在嘴里，一口咬下去，清爽脆甜。”
马连贵说：“对于农业和农村来说，要生存，要活命，首先得解决吃饭问题，不然会被饿死。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就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栖。就得脸朝黄土背朝天，用勤劳的双手，向红土、黄土、黑土讨生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荒山人的一生，是与土地抗争的一生。我外公外婆、我父亲和母亲，对粮食的尊重是一致的。绝不允许糟蹋粮食。十滴汗一粒粮，这是农民的根本道德底线。我和我弟弟吃饭时，碗里不会剩一粒米。掉在桌子上的米粒，我们也要捡起来吃。”
我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农村人，对土地的深厚感情我能理解。你们把土地与粮食和生命联系在一起，我也能理解。对于我们城里人来说，土地是跟你们完全不同的一种概念。有了土地，才能建房子。有了土地，才会有城市的高楼大厦、才能修路架桥，才能建学校、医院、公园、绿地。才能办企业、建工厂。没有土地，所有项目都无法落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无从说起。特别是房地产开发，让土地有了价格。”
老丁说：“地里的庄稼和山上的野草一样，一岁一枯一荣，春种秋收，周而复始。一年过去，一年又来。农民的劳动也循环往复，不断地重复着过去、不断地展望着未来。农业靠天吃饭，遇到风调雨顺，收入理想一点。遇到大旱，田里干开三寸宽的裂缝，地里的苞谷苗全部被太阳晒死，当年收入大幅减产。或是遇到大暴雨，洪水夹裹着泥沙，顺流而下，田地被砂淤积。扬花的苞谷、抽蕙的水稻被埋在泥沙里。所以说，传统的农业生产产值不高，风险很大。”
马大爷说：“李书记，老丁，你们是不是觉得大荒山的传统农业产值不高，风险很大，想动员我们调整产业结构？”
马二爷说：“虽然我们这些老头子对土地和粮食有深厚感情。但我们的思想也不僵化，只要你们找好路子，不论是种烤烟、核桃、杏子、桃子，我们几个老同志都带头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