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造业是杭州府的主要产业之一，明洪武二年，朝廷就在杭州城南的凤山门附近设立了杭州织造局，到永乐二年的时候，因为织造局办公地泛水潮湿，因此又在涌金门附近另建了新的织造局。这个衙门由提督织造太监主管，专门负责织造各种衣料及制帛诰敕彩缯之类，以供皇室及宫廷祭祀、颁赏之用。除此之外，织造局因为是太监掌管，所以还拥有密折特权，可向皇帝直接禀报钱粮、吏治、营务、缉盗、平乱、荐举、参劾、收成、粮价、士人活动等等，说其是半个特务机关也不为过。
而供应给京城皇室的高端产品其实仅仅只是本地织物产出的很小一部分，杭州府有数万人从事纺织及相关的上下游产业，而有一定权力的官员们也乐于在这个产业中进行投资，就连知府何冠之也不例外。
何冠之借助族人、学生、关系户等身份，在杭州府投资了三家织造行，专门从事丝绸、锦缎之类的高端织物生产，而如今的主要销售对象，便是从不知缺钱为何物的海汉人。
是的没错，虽然当初杭州前后两起大火案让何冠之的处境十分被动，甚至还被兵临城下的海汉军当面羞辱过，可以说是跟海汉人誓不两立的本地官员代表。但他最终还是作出了十分现实的选择，毕竟财帛动人心，他实在很难拒绝这种触手可及的好处。在看到杭州府通判王元通过设立两处商栈就赚得盆满钵满的状况之后，何冠之便也有样学样地搞起了走私生意。
何冠之当然也明白海汉人将自己控制的三家织造行列为制定采购对象，主要还是想跟自己这个地方父母官维持好关系，所以才会心甘情愿地掏钱。哪怕实际上从这几家织造行售出的货物并不完全是其自身所产，只是过了一道手加了一次价的转手生意，海汉人也不会因为多付出了两三成的钱而有所犹豫。海汉出高价买的不仅仅是这些织物，还有何冠之在贸易移民等方面所提供的种种方便。
1635年初的杭州码头火灾之后，海汉出兵杭州湾，并且逼迫浙江官府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获得了浙江地方上认可的通商权。不过这个通商权并没有真正得到朝廷的认可，甚至也没有向地方官府纳税的举措，所以其实不过是地方官府承认的走私贸易罢了。但如今朝廷决定要与海汉建交，并且开放海汉商人在大明部分沿海州府的通商权，这个性质就有所不同了。
过去因为何冠之手握特权，只有他的织造行才拥有某些高档织物的出口权限，所以除了利益输送的成分之外，海汉人也的确是只能在他的织造行才能买到某些被允许出口的特殊织物。那么今后通商权开放，海汉人想买谁的货都行，到时候可就未必会把全部订单都交到这边来了。这李师爷便是当初经办此事的负责人，自然在第一时间就联想到了东家名下的这些织造买卖，可能会因为朝廷政令而受到影响。
何冠之道：“当下卖给海汉人的织物，只有约莫四成是自家织造行产的，另外六成都是从其他织造行低价收来高价卖出。今后朝廷放开了通商权，这路子怕是不好用了，海汉人精明无比，一旦发现其他货源也可自由发售，必然就会转而去其他地方订货了。”
李师爷道：“无妨，这地方上的事，终究是官府说了算。大人到时候再下个命令，还是将这些织物的发售权限定于自家织造行便是，又有谁敢说个不字？”
旁边王师爷出声反对道：“不可！让大人与朝廷政令对着干，这岂不是给旁人落下口实？那王通判早就对大人的位子虎视眈眈，要是被他抓到把柄，说不得就会去向布政使大人告状了。”
通判王元虽然是杭州府的三把手，与何冠之中间还隔着个知府同知曾升，但据说王元与浙江布政使王畿有那么一点拐弯抹角沾亲带故的关系，所以要是让他抓到了把柄，由布政使出面推上一把，倒也不是没可能抢下这杭州知府的位子。
何冠之道：“王通判与海汉人素有暗通款曲之举，如果本官与王通判起了矛盾，海汉人说不定会从旁推波助澜，让与他们更为亲近的王通判取代本官的位置。王师爷说得对，此事须得小心处理，不可落了口实。”
一直没开口的董师爷这个时候才发话道：“大人，卑职近日风闻，这王通判也打算要找人合开织造行，想是看中了其中丰厚利润，准备要来插上一脚了。”
何冠之冷哼一声道：“他若不是背后有海汉撑腰，开织造行必定血本无归！你们可有什么法子，先将他阻上一阻？”
李师爷道：“若是民间的手段，那便是寻人去找他名下买卖的晦气，三天两头闹点事情出来，让他做不下去。不过王通判所司之职便是缉拿各路盗匪，掌控刑狱，要用这种老套路怕是会自讨苦吃。”
何冠之道：“别卖关子了，赶紧说正题。”
李师爷连忙应道：“卑职不敢。私以为要彻底解决王通判之事，需得先设法破除海汉人对他的信任。若海汉人认为他靠不住，那事情就好办了。”
何冠之道：“说来容易做就难，这事你可有详细规划？若你能办好此事，本官便保你明年外放去做个知县！”
李师爷听得两眼放光，连忙应道：“卑职愿尽力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