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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完试仿佛卸下了一份沉重的担子，一身轻松。
“我会被录取的！”
从递上最后一份试卷起，我就坚定了这个信心。
有时候信心比什么都重要，让人脚步坚毅沉稳，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因为没有太多的牵挂纠结，扔下书本我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当时所有的一切围绕着严打，以后我慢慢明白，那叫中心工作。
中心工作是个“纲”，纲举才会目张，才能收获成绩。
不久，严打第一战役第二次集中收捕行动开始了。
我们都把这样的行动称作“拉网”，那是第二网。
这一网，我们钱仓所的收获有点大，逮捕对象、刑拘对象、收容审查对象等等加起来有两位数。
这或许是当地有史以来抓人最多的一次。
拉网行动是在晚上，县检察院的检察长那天上午就带了一帮子人来所里坐镇指挥。
两辆军用吉普悄悄地停在所里的操场上，大门紧闭，边上的小门也是随开随关，一种紧张神秘的气氛在全所上下传递着。
县里下来的人、所里的所有干部都闭着会议室在开会。
我们被通知一律在所，不许外出，好好休息，晚上有任务。
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要发生什么。
“我们要抓多少人？”
碰上沈国兴偶尔从那间“密室”出来我轻轻的问他。
他摇了摇头，没说任何话，把右手的食指竖在嘴边笑了笑。
吃中饭的时候才近距离看到大家口口在传的检察长的真容。他比黄所长要年轻不少，据说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才生。
早就听闻对他的一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远远的以敬佩的目光仰视他。
高中时背过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名字，知道那个岗位很重要的。
想不到的是若干年后，他会成为省公安厅分管我们这支队伍的副厅长，我还会替他写讲话稿，而且和他的子女之间有些交结。
有次在比较私密的场合我还专门和他聊起那次幸遇他的场景，可惜他已没啥印记，对我这小班长就更不用说了。
下午领导们继续开会，乡里的主要领导和管政法的领导也被叫过来开会，营部的领导也来了，应该是在研究抓捕行动的方案。
当晚所有参与的公检法人员和乡里干部都在乡会议室集中，宣布分组、任务和纪律，按照统一的时间分组行动。
我带一组负责抓捕盗伐集体林木的那位A。
从乡里到屿岙要步行将近一个小时。
我们一行四人，其中还有一男一女是乡里的干部。
一路上我们既不开手电，也没说什么话。
借着月光安静的前行。
到了他家的门口，我简要布置了抓捕的方案和分工。
敲开门以后，发现这位A不在家里，我们便把他的母亲传唤到乡里配合我们调查。
经过讯问谈话，他的母亲告诉了A的下落。
“在鹤浦他的姐姐家里。”
为了让她说出这句话，我们一直工作到凌晨四点多。
如何确保当天能把A抓捕归案成为现场指挥领导主要的任多，另一场收网行动悄然展开。没有完成任务前我们根本不敢休息。
上半夜的紧张，下半夜的兴奋，到了这时都转化为饥饿、困顿和焦虑不安。
我和组里的同志在会议室等候指示。
两只眼皮越来越重的向下压，我努力坚持着不让自己闭上眼晴。
我看到对面的一男一女乡干部，女的已扒在桌上睡了，男的也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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