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刀莹莹和宋大鹏相继离开,潘旋心里挺郁闷,她不知道他们干嘛那么急着离开北京,难道是因为她的出现,还是别有隐情。总之,潘旋对他们的离开还是感到不安。
那几天里,潘旋一门心思地照顾朗朗,起早贪黑,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就连看护的阿姨也为之感动。
看护的阿姨是北京当地人,自从朗朗有了潘旋的护理后,她时来时去,工作显得很轻松。潘旋也没去酒店消费,饿的时候,她就去医院附近的馆子简单吃点东西,困的时候,她就靠在病房的沙发上凑合,看护的阿姨有时看不过去,就劝她去酒店好好息息,但她死活不去。
潘旋觉得她不能再欠别人的什么了,再怎么艰苦,也要坚持住。但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病床上的男孩始终一动不动。
在那几天里,潘旋和我通了两次电话。也许人都需要倾诉吧,倾诉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至少可以释放心里的烦闷和压力。潘旋是一个较为内向的女孩,她能向我倾诉有两个原因,一来我是她此去北京的唯一知情者,二来她需要我给她做一些事情。
因此,在这种特殊的关系中我们建立起一种潜在的信任和亲密。当然,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主动问她,问她在北京的情况。通过她的讲述,我成了这个故事的一条贯穿线,一个能把整件事件的前前后后叙说得更为具体的讲述者。
这是一个较为复杂,又极为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采用什么样方式才能把这个故事讲好。想来想去,我还是遵循了讲故事的老方法,平铺直叙地来完成这个故事。这样做,更大的原由是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小说家,没有具备小说家那样的技能和水平。
和潘旋两次的通话中,我渐渐得知她在北京的遭遇和状况。从这些七零八碎的信息中,我能感受到潘旋那段时间的担忧和郁闷。第二次通话,是在潘旋去往北京的几天之后,她托我去一趟她家,去找她的妈妈。
电话中,我还将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了她,因为她在北京的身份已经暴露。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像我这样“通风报信”的行为确实也有点儿违反纪律之嫌,好在没过几天,警方就向潘旋摊牌了,也就是说她的身份不再是一个秘密。
就在我前往潘旋家的那天早晨,那天正好是潘旋在北京的第三天,留在北京的便衣通过上级批示,已经对突然出现在博爱医院病房里的潘旋展开了调查。
对潘旋急需的调查,是预料之中,情理之上的事情。毕竟,朗朗那时的身份不再是一个因车祸而受重创的受害人,而是一个身负巨案的嫌疑人。
潘旋的家住在县城,我根据她提供的地址很快找到了她家。潘旋的家在县城新修的一个小区里,环境看上比较优雅,我通过小区大门时,保安还刻意向我询问了半天。
潘旋告诉过我,她家是个单亲家庭,爸爸病逝多年,妈妈是个小学老师。于是,我带着几分好奇走进了这个单亲家庭。
开门的是潘旋的妈妈,一位年龄四十五六,但两鬓早已成霜的女人。她带着一副高度眼镜,笑容可掬,上下打量着我这位陌生人的不速之客。
“这是潘旋家吗?”
“你是?”潘旋的妈妈如此问我,说明我没有走错门。
“您好!我是潘旋的同事!”我回答。
潘旋的妈妈听说我是潘旋的同事,便很客气地把我请进屋里。这是一套不太大气的住房,客厅被几只沙发和一张茶几占去大半,加上一台电视,整个空间看上去略显狭小,却因干净而充满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