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分税制改革，将“事权”下放，将“地权”、“财权”、“税权”全部上收。
结果就是造成了，跟之前完全相反的一个结果。
南唐总财政有钱了，州里的财政变穷了，郡里更穷，县里穷的只剩裤衩子了，而乡里，则是直接就穷的光腚了。
就像之前的那封信里所说的，“乡镇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而且每年的负债还在不断的累加，就算是不搞任何的建设，只应付上缴的税费、给人员发工资、支付银行的借款利息，每年入不敷出的缺口，都有上千万之巨。”
当地乡镇财政无法维系，只能将这些负担转嫁到土地上和农民的头上，变成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借此来应对财政上的亏空和不足。
另外还有一个环境因素，南唐这边的环境真不咋地，整个九十年代境内灾害频发，农民忙忙碌碌辛苦一年，很可能一场水灾，一年的收入就化为了泡影。
关键这样的灾害，发生了还不是一次两次，一次就需要很多年才能缓过劲儿来。
再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机构，人员臃肿，严重超编，他们可都是要靠财政供养的，当财政养不起的时候，可不就得从农民身上吸血补贴嘛。
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市场和技术因素了，南唐的农民，到现在还都是小农经济，自动化水平低，也形不成规模，抗风险的能力自然就弱。
恰逢这会儿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大跌，化肥、农药等成本却在上涨，这让收入本就不多的农民，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
就是以上这种种因素的累加作用之下，九十年代的农民，逐渐失落，对土地失去了希望了。
其实像这种三农问题，并非一家一国独有，这是从农业化转向工业化，一个必然的进程和阶段，基本上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
就像约翰牛搞工业化时，“羊吃人”的现象，还有毛熊大搞工业化时的，饿死人的那些现象等等！
而南唐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人口基数太大，农民数量太多，所以其难度就会被呈指数的放大和增加。
因此，兜了一圈，事情最终又回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中。
是要发展，还是要公平，是要工业化，还是继续保持小农经济，每一个选择好像都会顾此失彼，但又不得不做出选择。
所以，当后人惊叹于发展取得的成就时，请对农民保持适度的尊重，以及尊重那些为经济发展建设做出贡献的“农民工”们。
在经济一路狂奔向前推升的背后，是他们压弯了脊梁，在默默地托举，崎岖嶙峋的发展道路上，到处留有他们的汗水与泪水。
在王德发说完这些之后，唐伟东叹了口气，就连坐在一旁，不“掺和”民政事务的庞军，也是默然无语，因为，他本身也是农民出身，所以更懂得农民的艰辛与不易。
当年若不是跟了唐伟东，或许他现在正跟其他大多数农民一样，要么就是在家里侍弄那几分田地，要么就是跟着其他人一样进城去当农民工了。
过了一会儿后，唐伟东才开口问道：“既然这些事你们都知道了，那你有什么针对性的措施吗？”
王德发此时仿佛心里也有了一些底，所以张嘴就说道：“我这边已经安排了相关部门，准备去找几个费改税的试点。如果改革试点的效果不错，我们准备在全域内推行这项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