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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喝酒或者机关单位的人喝酒，都习惯于用酒杯来喝，基本上是不用碗来喝的，总是喜欢化大为小，细水长流，显得很是绅士，很有风度，很有品味，很有文化，很有修养。这其实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人类社会在饮食上的一步步进化，就是从粗到细、从量到质、从吃饱到吃营养这么一个转化的过程。
农村人的生活至今还处于一个追求温饱、填满肚子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追求营养、讲究味道的阶段，所以喝酒就不同了。农村人喝酒，从不用酒杯喝，习惯性的偏爱用家里吃饭的饭碗来喝酒，有的甚至用菜碗来喝酒。这一方面是农村人家里没有城里人家里那么多的酒杯，另一个方面，农村人都是做体力活的，豪放，量大，嫌酒杯太小了，喝起酒来，既难筛酒，又不过瘾。我们经常说的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说的其实就是农村人的生活习惯，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你如果在城里或单位上，看到有人大碗大碗的喝酒，那这些人肯定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或者是以前在农村生活过很久，或者在公社工作的时间太长，养成了农村人的生活习惯，被农村人的生活方式同化了。
大碗的喝酒，在农村还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酿酒、烤酒，只要家里有红薯，就可以考出一缸缸的红薯少就出来；只要有糯米，就可以酿出一缸缸的甜米酒出来。酿酒烤酒需要的只是一些粮食和时间，成本恨低，不像城里人，买什么都需要钱。所以，在城里喝酒自然就是一件比较不易的事情，不像农村的人，可以天天喝酒，甚至餐餐喝酒。
但大块的吃肉，在农村实现起来就比较难了，甚至很难。因此，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大块的吃肉，一直是农村人的一种念想，一种愿望，一种追求，一种奢侈。农民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一般一家人就只能养出一头猪而已。辛辛苦苦养出来的那一头猪，农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好不容易养出来的猪送到公社食品站，完成每年每家一头生猪的派购任务，换回四斤猪油票、六斤猪肉票和二三十块钱。然后，再用这些钱和票，到食品站去排队，买回自己必需的猪油和猪肉。农民只有在完成了派购猪任务的时候，才有权利处理多养的猪。
这倒不是农民们不愿意多养猪，而是因为一般的人家即使想养猪，也养不起更多的猪。在生产队的时候，农民们连红薯都吃不饱，哪里来的潲食喂猪，自然养不起更多的猪。包产到户后，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只是刚刚解决了人们肚子的温饱问题，根本没有哄么多余的东西可以用来养猪。只有少数人口多、劳力足、特别能吃苦的家庭，才有可能不辞辛劳地到田间地头和山上山下扯猪草，多养一两头猪。钟国正坐在酒桌上，看到正在往饭碗里倒的红薯烧酒，就不由自主的想起自己小时候听说的那个吃生红薯的故事。
那个时候的农村，普遍没有电灯，天黑了都是用煤油灯来照明的。一到晚上，如果不是生产队开会，家家户户基本上上吃了晚饭后就关门睡觉。
到了晚上，大人可以关门睡觉，小孩子却难了。那个时候的小孩没有家庭作业的概念，睡不着有没有作业、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和手机，只有到生产队的晒谷坪子上玩你追我赶的古老游戏。
他们村子里十来岁上下的那一批小孩有二十多个，一到有月亮的晚上，就相互喊着到晒谷坪子上去耍。主要是玩捉鸡崽崽的游戏。一个人装作母鸡，一个人装作抓鸡崽崽的人，其他的人都装作鸡崽崽，你牵我我牵你，跟在母鸡后面。
在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和他们一起玩。
玩熟了后，有几个调皮一点的小孩就好奇地问那个大人，你的牙齿是怎么爆的啊？
其他的小孩子们就纷纷猜说，是不是给别人打爆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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