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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退军返回，夏竦派人收集散兵以及任福等人的遗骸。他看见任福衣带里藏着韩琦的檄文，以及参军耿傅的书信。于是他把详情上奏闻，说是任福违抗命令以致失败，责任不在韩琦、耿傅。
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人。韩琦于大中祥符元年出身于世宦之家，他的祖辈多葬于博陆。自他的曾祖以后，改葬于相州安阳县丰安村，故而韩琦认为自己是相州安阳人。
韩琦四岁时，遭遇父亲去世，此后由诸兄扶养成人。长大之后，他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格纯真，不好邪曲，学问过人。天圣五年，韩琦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景祐元年九月，韩琦被调为开封府推官，赐五品官服。
此时，有人假造韩琦的信去拜见名臣蔡襄。蔡襄心中虽然怀疑，却喜欢此人性格豪爽。于是送了他三千钱，还写了回信，派四名兵卒护送，同时送了礼物给韩琦。此人到了开封府，见到韩琦，当面认罪。韩琦却没有怪罪他，只是缓缓道：“蔡大人处事谨慎，恐怕无法达成你的心愿。夏太尉在长安，你可以去见他。”他为此人写一封信给夏竦。家人认为不怪罪此人已经够宽容，不必要再写信举荐。韩琦说道：“这个读书人会模仿我的信，又能说动蔡襄，才器必定不凡。”此人一到关中，果然被夏竦授予官职。
名儒石介编撰《三朝圣政录》后，准备呈献朝廷。有一天，他来请教韩琦的意见，韩琦指出其中有几件事不可上。其中一件是，宋太祖赵匡胤沉迷于一个宫女的美色，以致经常延误上朝时间。群臣有些非议。赵匡胤觉悟，乘宫女熟睡时，就把她杀了。韩琦说道：“此事难道可以作为万世效法的典范吗？自己已经沉溺，却因悔恨自己的沉溺而杀害无辜之人。宫女有什么罪过？假使以后又有宠幸的人，那就杀不胜杀了。”石介便删去了几件类似的事，并佩服韩琦精到的见识。
景祐三年八月，韩琦拜官右司谏。宝元元年，假太常卿、昭文馆直学士，充任辽朝正旦国信使。在担任谏官的时间内，韩琦敢于直谏，诤言谠议，尤其以宝元元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
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韩琦接连上疏弹劾四人庸碌，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使四人同日罢职，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自此，他名闻京师。
韩琦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腐败作风，建议赵祯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王曾称赞他道：“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韩琦
听后，愈加自信。
宝元二年，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他到任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走贪残不职吏，淘汰冗役数百人，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蜀民无不感激地说道：“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韩琦从四川调回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正月，李元昊大举围攻延州，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因“荐引朋党”罪名而被贬至越州的范仲淹。他在上奏章中说道：“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又为被诬陷的刘平宗族子弟申辩。韩琦以枢密直学士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有分歧。韩琦持强硬的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他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他说道：“李元昊虽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人，我们逐路重兵自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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