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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公著被赵顼起用知河阳军，不久又入朝提举中太一宫，调任翰林学士承旨、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赵顼同吕公著论为治之道，涉及佛老之学，吕公著问道：“尧、舜知道此道吗？”赵顼道：“尧、舜难道不知道？”吕公著说道：“尧、舜虽然知道，但惟独认为知人安民是难事，所以成为尧、舜。”赵顼又说唐太宗能以权智驾御臣下，吕公著答道：“唐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而已。”赵顼对他表示赞许。
元丰元年，吕公著与枢密直学士薛向同知枢密院事。有人打算恢复肉刑，建议取死囚试验劓刑、刖刑，吕公著说道：“如果尝试这些还不死，那么肉刑就可以实行了。”于是都停止了这样的做法。当时西夏的梁太后幽禁了夏惠宗李秉常，朝廷要大举征讨西夏。吕公著说道：“兴问罪之师，当首先选择合适的主帅，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不如不举兵。”等到兴兵时，秦、晋二地民力大困，群臣们不敢上言。吕公著多次上奏兴兵的害处，得到赵顼认可。元丰三年，吕公著被任枢密副使。
程颢字伯淳，世居中山。他的曾祖父程希振任员外郎迁居开封府，祖父程遹又迁居河南府，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他的父程珦曾任黄陂县尉，历知龚、凤、磁、汉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他自幼受家学熏陶，深受其父程珦影响。程颢资性过人，修养有道，和粹之气，盎然于面。门人、友人与之相交数十年，都未尝看见他有急厉之色。
嘉祐二年，程颢举进士。历任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赵顼时期，程颢任御史。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潜心于学术。他于是和弟弟程颐开创洛学，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
程颢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弃也。他认为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天理伦常。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提出读书以期“讲明义理”，注重读书方法，“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不可“滞心于章句之末”，为此者乃“学者之大患”。同其理学思想一样，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熙宁年间，担任监察御史的程颢，曾以寥寥数语破了一件讹诈案。当时，有一张财主得急病而死，棺木埋葬后的第二天，有一老者到他家门口，对着财主唯一的儿子说道：“我是你父亲，现在我年纪大了。无依无靠，来和你一起生活。”接着，老者一五一十向财主的儿子说明了来由。
财主的儿子非常惊讶，于是两人一起到县府，请县令程颢判决。老者先说道：“我是个郎中，因家中贫困，四处流浪，为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儿子，
无力抚养，只得狠狠心肠把儿子送给张财主。某年某月某日，由村上的李某抱去，邻居阿毛亲眼看见。”程颢问他，事隔多年，怎么还能记得这样详细。老者说道：“我是从远地方行医回村，才听说这些的，当时记在处方册的背后。”并从怀里掏出处方册递给程颢，上面用毛笔写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把小儿抱走，给了张三翁。
程颢问详细一问，才知财主的儿子三十六岁，而死去的财主已七十六岁，于是判定真伪，程颢对老者说道：“财主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才四十岁，这样的年纪，别人怎么会称作张三翁？”老者听罢无法狡辩，不得不承认自己冒认儿子，只想讹诈财主家的钱物的事实。
王安石推行变法，遭到众多士大夫反对。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以及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赵顼说道：“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对王安石，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
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却温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对程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安石比程颢还年长十一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一遇思想不通处，必声色俱厉，暴跳如雷，重者贬人官帽。某次，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见王安石发怒，便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王安石见是程颢所言，是道理俱在，因此“我安石为之愧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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