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太后于是下诏免了司马光的朝觐，特许他乘肩舆入朝，三日一次。司马光不敢当，上奏道：“不见天子，如何理事？”高太后又改令司马光的儿子扶着他入朝，还免除拜跪之礼。司马光于是请求废除王安石的青苗、免役二法，恢复以前的旧法，诸大臣自然不敢有异议。
免役法被废除之后，司马光又请求恢复差役法。章惇极力反对，与司马光当殿辩论。高太后勃然大怒，把章惇逐出京城，贬为汝州知州。这时苏轼已奉诏进京，担任中书舍人，请求行熙宁初的给田募役法，声称有五大利处。监察御史王岩叟却说五利没有，却有十弊，因此苏轼的建议没得到采纳。
群臣又各行其是，高太后又下令资政殿大学士韩维、吕大防、范纯仁等人详细商定后上奏。苏轼本来和司马光关系极好，于是去见司马光，说道：“公想改免役为差役，我看两害一样，没有看到有什么益处。”司马光问道：“有什么害处？”
苏轼答道：“免役的害处，是在于收敛民财，以至于十室九空。敛从上聚，下面必常患钱荒，这害已经验过了。差役的害处，是
百姓常受役官府，无暇农事。贪吏猾胥，随时征比，相继为奸，岂不是异法同害吗？”司马光又问道：“依你的高见，应该如何？”
苏轼说道：“法有相因，事乃易成。事能渐进，民才不惊。从前三代时候，兵农合一，到了秦始皇才分作两途。唐初又变府兵为长征卒，百姓出粮食养兵，兵又出力保卫百姓，天下称赞。就算是圣人复生，也不能改变了。现在的免役法颇与此相同，你如果突然废除免役，改行差役，正如罢长征，复民兵，恐怕民情反多痛苦。”司马光却不以为然，只是淡淡的答了几句话，苏轼即辞出。
次日，司马光到政事堂议政，苏轼又说起此事，司马光非常不高兴。苏轼却不管他的脸色难看，依然从容地说道：“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你为谏官，再三劝阻。韩公不乐，你也不顾。苏轼曾经听说你自述前情，难道今日作相，不许我说话吗？”
司马被苏轼说地无言以对，只得起身谢道：“容待慢慢商议。”范纯仁也对司马光说道：“差役一事，不应速行，否则转而害民。我希望你能虚心纳言，所有谋议，不必都是从自己这里发出。如果事情都由你专断，恐怕奸人邪士，反而得以乘间迎合。”司马光还是露出为难之色。
范纯仁又说道：“这是使人不得尽言。我如果只知道向你献媚，不顾大局，早在当日少年的时候，迎合王安石，早图富贵了！”司马光这才令役人悉用现数为额，衙门用坊场河渡钱，均用雇募。
司马光决定改行差役法，以五日为限。属下都俱嫌太过急促，只有开封府知府蔡京如约完成，当面回复司马光。司马光大喜道：“假如人人奉法如君，有何不可？”待蔡京辞退之后，司马光以为可行，想坚持到底。
其实蔡京是个大奸臣，专事揣摩迎合。当初见蔡确得势，就依附蔡确。现在见司马光入相，就依附司马光。这种反复小人，最误国事，司马光一个书生，哪里晓得他暗中机巧！
此时王安石居在金陵，听说朝廷变法，却丝毫不以为意。等他听说废除免役法，愕然失声道：“竟然一变如此？”过了很久，说道：“此法不应该废除，君实等人实在太胡闹了。”不久，王安石病死。高太后因为他是先朝大臣，追赠太傅，后人称他为王荆公。元丰三年，曾经封王安石为荆国一公，所以沿称至今。王安石既死，其他支持新法的人依次被贬。范子渊贬知陕州，韩缜罢知颍昌，李宪、王中正等人，被罚司宫观。郑绾、李定放居滁州，吕惠卿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后来，再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于建州。
拥护新法的人相继被罢黜，吕公著于是进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维为门下侍郎。司马光又上奏说道：“文彦博是宿德耆臣，应起为硕辅。”高太后想用他为三省长官，言官却以为不可，于是任命他为平章军国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