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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隋统治极其高效，诏令下达后都被执行的很彻底。农民虽然慢慢发现了义仓粮实际上是变相的额外田赋，但由于州官强制存粮敲扑不已，只能被迫执行。如此持续地搜刮民间余粮，逐渐抽去了民间应对灾荒的缓冲力，国家虽然很富有，民间却越来越穷。所以开皇十二年才刚刚府库满溢，才隔了一年多，开皇十四年关中一发生旱灾，毫无存粮的农民就无法抵抗，大面积的饥荒像野火一样疯狂蔓延。
隋文帝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把耕三余一、储粮备荒的初衷抛到了爪哇国，虽然也数次派出朝中大员到地方赈灾，也象征性地放了几次粮，只不过都是形象工程，开仓需请旨的制度依旧坚持不变，大部分义仓粮仍然紧闭大门，任你饿殍遍野，我就是不开。甚至宁可放着关中大量义仓存8粮不用，舍着脸皮到洛阳讨饭吃。
抠门抠到脸都不要，隋文帝这也是没谁了。也许在隋文帝的认识中，义仓之粮的确是备荒的，但你们都给我分清大小王，这粮是给我的大隋帝国备的，不是给你们屁民备的。你想开就开、想取就取，还有法律吗！还有王法吗！
义仓这个反社会制度贯彻了隋文帝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隋朝国力越来越雄厚，雄厚到让隋炀帝一上台就惊呼老爹简直太特么能攒钱了，于是乎各种挥霍、各种浪费。而民间的积怨也越来越大，竭泽而渔式的政策，抽干了社会的潜力，耗尽了民间自我调适的能力。
古代为政，政治强人的个人气质，会很大程度上决定政策的走向。义仓这种政策走了样，与隋文帝的吝啬性格大有关系。
隋文帝虽然出身世家，从小到大没经历过朱元璋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却意外地养成了节俭低调的性格。隋文帝啬于资财，吃穿用度比较节俭。并且在他提倡之下，全国一度形成了穿布衣、简饰物的习惯。
这种习惯，在个人层面固然是积极的、正面的，应用到社会风气上，倡导节俭朴素也是不错的。但以节俭为原则制定国家政策，却绝非好事。
隋文帝的吝啬不仅反映在义仓这个单一的制度上，他的为政风格，总体上都显得古怪、别扭。他对权力极为吝啬。不论政权、军权，从不舍得稍微放松一点。
建国后，一大堆从北周转隶过来的旧臣，特别是原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系统的，基本上旧有权力全部剥夺，踢出中央决策层，给一个空头爵位一边待着去。你要是敢有怨言，一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开国功臣刘昉、元胄、梁士彦、宇文忻、王谊等人惹恼了隋文帝，被杀得血流成河。
隋文帝对自己的班底骨干也不大方。隋朝开国五大贵臣高颎、杨素、杨雄、苏威、虞庆则，待遇之差都令人唏嘘。
高颎职任尚书仆射，位高权重，本来深受信任，但一旦他在废杨勇事件中表现出一点点超出本分的政治诉求，隋文帝立马停职削爵，打击得高颎沦为一介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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