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图澄几乎和后赵国家的命运相始终。他死后第二年，石虎死。石虎养孙冉闵，是位汉人，他对石赵政权极为不满，在石虎死后就立即发出“杀胡令”，遂将石氏家族杀戮殆尽。冉闵小字棘奴，佛图澄曾在石虎殿上所吟颂的预言诗“棘子成林”的“棘子”，就是指的棘奴，佛图澄当时就预感到他暗藏杀机。果然，到第三年（公元350年），冉闵篡位称帝，建立魏国，后赵遂亡。
佛图澄在汉地传法，有很多弟子，其中著名的有佛图澄的著名弟子有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僧朗、竺法汰、竺法和、竺法雅、比丘尼安令首等。
对于这么一位传奇的神僧，刘丹也是敬仰加惊惧的。刘丹本身是个异界来人，借尸还魂才有现在这个身份，给人看破就不好了。
刘丹对大家道：“佛法对于东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现在因为衣冠南来，汉族政权削弱，佛教得到广泛的流传，很多人开始信奉佛陀的思想，这样就为民族的大融合建立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因为不管北方的人还是南方的人，如果都信奉佛教，大家也就更容易相处，而且佛教本身也是提倡众生平等的。”
汉民族因为吸收了佛家思想的精髓，变得更加博大精深，更有韧性，也更加包容。在五胡乱华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以及后来的元清时期，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全部都信佛教。佛教的价值观、世界观对于震旦民族融合起到极大的作用。入
主中原的蒙古人致信萨迦派的领袖萨班，希望蒙藏结盟。萨班全然不顾年迈，毅然离开西藏，翻山越岭，走了两年多时间，抵达凉州（今甘肃武威）。1247年，蒙古大汗王子阔端，在这里与萨班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蒙藏结盟。会盟的结果，西藏从此正式归入震旦版图，中央政府自此管辖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
这种民族化的表现形式，已使佛教成为民族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明清以来就已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格局，大量的佛教词汇成了现代汉语的基本用语，如“过去”、“现在”、“未来”、“世界”、“功课”，乃至似乎有点儿西洋风味的“爱河”，都是来至于佛经；藏族、蒙古族、满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锡伯族、达尔斡等10多个民族，信奉藏传佛教，而在藏族、蒙古族等民族里，佛教是其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主要的文化特色。
清朝扶持藏传佛教，很大的原因是清朝刚入关前蒙藏政权就和皇太极取得了联系，得到了皇太极的大力推崇，在清军入关后的一段时间内，藏传佛教的地位还是很重要，康熙皇帝一度把藏传佛教定为“国教”，但他也一语道出天机——“兴黄教、柔蒙藏”，目的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把这么多的民族团结在一起。
在历史上，清朝政府即以佛教协调民族关系。清初在五台山，把十座寺庙改建为喇嘛庙，供奉宗喀巴大师像，延聘蒙藏僧人入住，后来还在北京建雍和宫、在承德建外八庙。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政府还规定，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方可认定，并批准特制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用以掣定达lai喇嘛和班禅大师等藏区大活佛；另一个供在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大活佛。这些措施，实现了满、蒙、藏、汉的民族团结，维护蒙藏地区的长期稳定。
鉴往知来，佛教是加强民族认同、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法宝。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佛教做润滑剂，中华民族的融合将会更加痛苦和血腥。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佛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精神生活以新的启发。因为佛经博大精深，智慧如海，吸引着历代知识精英深入经藏，穷波讨源。
佛教对于东土的最大贡献就是因果报应、众生平等和慈悲救世的观念，这是佛教的普世价值。佛教的精髓部分就是普世的，佛教超越了一切普世的元素，自由、平等、慈悲和公义。众生平等这个观念为中国人所接受，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也不相违，所以震旦人在接受资本主义世界观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障碍。
印度没有接受佛教平等的观念，直到现在，种姓制度还在困扰着印度。虽然印度独立的时候，宪法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直到今天，这个制度还在影响着印度的社会发展，阻碍着印度现代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