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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乡绅，乡绅有浓厚的官方背景，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没有奋战在第一线，“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以特殊身份充当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基层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的集团。
“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在普通民众圈子中，乡绅有特权，有文化，有经济实力，有声望和号召力，是当地天然的首领，地方上的纠纷调解、赈济募捐（灾荒饥年赈灾）、文教倡导（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公共工程（水利、道路、桥梁、孔庙、书院学堂、普济堂等）、民团保卫（团练）等事务，都是由乡绅带头并主导实施的。
强大的乡绅，平时指挥族人就像指挥奴隶一样，愚民们不怕官，只怕他们，没有敢不听其驱使的，如果官员能礼遇乡绅，使乡绅信服官府，百姓信服乡绅，政令就可以上通下达。
除了保甲和乡绅，基层社会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即宗族。宗族有自己的族长、成员、族产、祠堂、族规、私塾，类似于一个小社会，可以不依赖政府而独立运行，而政府为了贯彻“移孝作忠”的政策，同时也出于避免麻烦、节省行政成本、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会给与宗族一定的自治权。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及其恶劣的后果，就是村民依附宗族而不是依附国家，个人出了事情宗族会管，所以他们心里只有家族没有国家。
东晋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本土的宗族势力和流民帅的武力豪强。他们乘着天下大乱侵吞土地，聚集民众，编练部曲，保护宗族，守卫乡里，他们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因此可以说,这种以乡里关系为纽带的宗主、宗族、乡人三位一体的乡党共同体结构,无论在其桑梓还是在流移途中,甚至在定居以后,非但没有削弱,而且不断强化了。这种社会结构不是完全封闭的,大大小小的豪族对当地的零散流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乡里流民也往往傍于宗主、土豪,充当其部曲和宾客。
所谓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正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具体就襄阳地区的情况而言,当时沔汉地方国家编户日少,而地方豪族势力则日益强盛。乡人部曲投奔豪强,意为保身安命,而宗主豪强又藉乡党部曲扩充自身势力,两者实为相互依赖。襄阳地方社会的这种豪族政治,制约甚至决定着南朝朝廷在这一地区的行政方式。
因为这些武力豪宗的存在，刺史军府都被架空，雍州（侨州）刺史或军府都督欲有举措,确实不得不依仗这些地方豪强的乡土力量。当然,地方豪强欲图进身之阶,也不得不对州牧长官有所仰仗。于是,地方军政长官、豪强、乡党三者之间的相互依仗关系便相当明显了。这些乡党武装力量,本出自豪强私门,唯利是图,故攻城夺邑,杀掠甚重,豪强、州牧等又藉其武力,故而鲜能制止。
豪强对于基层人口，土地和军事的垄断，一直延续到唐朝，谁要上台做皇帝，都要他们点头支持，豪族在凭藉其乡里社会结构奠定了宗族、军事和经济的基础,凭藉其雄厚的人力与财力,他们在南朝诸政权更迭等重大军政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世的雍州，襄阳豪族势
力膨胀,纵横乡里,对地方政务影响巨大。刘宋大明中,王玄谟主持雍州土断,河东柳僧景制令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并发兵讨玄谟，以致最后土断之事难以进行。薛安都以徐州投奔北魏,其子伯令、環龙等竟在沔汉地区聚集亡命数千人,袭击广平、攻克顺阳,并略有义城、扶风,置立守宰。
刘宋明帝时,一度局势动*乱,雍州大族几乎无人参与；而萧衍以雍州为基地,覆齐建梁,雍州豪族则积极拥护。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稳固的利益共同体,与其内部间的婚姻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咱们这样干，首先反对的就是士族豪门呀，没有他们的支持，咱们在襄阳能站稳脚跟吗？”刘正担心地问道。刘家自己就是一个土豪，谁要来丈量土地，摊丁入亩增加税收，他会拼命的。
“不这样干不行啊！”刘丹道，“就拿咱们家来说，除开这些开办的这些工厂来说，占有这么多土地，隐藏这么多的人，咱们土地税和人丁税交了多少？这些税收被我们截留下来干了什么？编练部曲，说是保家护宗，其实暗藏祸心。如果咱们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之后，手握重兵，就会铤而走险，危害国家。就像吴兴武康的沈充，跟着王敦起兵，一下就拉出一万私兵。祖爷爷，你想一想，如果四面强敌围攻我们，我们的战士都在外面抵御外侮，这些土豪突然给我们心窝里来一下，咱们受得了？”
现在的襄阳和南阳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方面南阳盆地的封建宗族势力被摧毁的很严重，比如南阳蔡家被王如连根拔起，大量士族整体南迁，留下大量的土地没有人耕种，另一方面就是虽然有一些武力豪宗存在，但是都还不成气候，不像在后世发展到登峰造极，可以左右一个政权的兴衰，现在对这些豪宗开刀，虽然有阻力，也会有动荡，但是还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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