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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大开杀戒的时候，刘丹正在刘县的山坳里练兵。王冰来到刘县以后，也没有闲着，到处转悠，那些大工厂的门口都挂着牌子“生产重地，谢绝参观。”把他挡在外面。刘县对工厂的职工宿舍的出入都有严格的规定，非本厂职工和家属都不能进入，职工要出门离开刘县，都要申请，不准一家人全部离开，最大限度地不让工厂的机密泄露。不过刘丹也知道，因为工厂人数太多，这些技术迟早会泄露出去的，刘丹只不过想把这个时间尽量推迟。
这些技术不是孤立的，都是形成一个体系，你单单知道一项，不一定有用。比如说枪支，你拿到一支枪就不一定能仿造出来，你必须要炼出熟铁来，螺丝，弹簧，还有火药，子弹……这么多东西你缺一项都不行。即使有人仿造出来了，那也是明朝火枪兵的水品，刘丹完全可以吊打他们。
大明的火器为啥残次品如此之多，当时著名的火器专家赵士桢总结的十分到位，中国并不是造不出优良的火器，而是由于愚蠢落后的制度，导致工匠不愿将上等的火器交给政府， 由此出现了一等品外销、二等品内部交流、三等品上交政府的窘境。由于明代工匠上交火器只相当于抵消赋税的一种方式，政府并没有按市场价予以购置，因此导致工匠们总是将最差的残次品交给政府，明朝政府既想得到优良的火器，又想不付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再加上大小官员的层层盘剥，最后落到官兵手里的火器质量能不堪忧吗！
刘丹在给士兵配备板甲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板甲太重，而且因为金属的导热性能好，在夏日，身穿金属铠甲的士兵会更热，而在冬日，士兵则会更冷。除非是重装骑兵或者重装步兵，一般的战士穿着板甲想要翻山越岭那根本就不可能。对于火枪兵来说，笨重的板甲会严重妨碍火枪的操作。这时刘丹才想到明清时期的棉甲。
清朝时期，主要盔甲都是棉甲，而西方都是胸甲，那棉甲可以防得住刀枪火器吗？《涌幢小品》中记载“纯棉盔甲”的制作方法：“棉甲以棉花七斤，用布缝如夹袄，两臂过用脚踹实，以不胖胀为度，晒干收用。见雨不重、霉鬒不烂，鸟铳不能大伤。”
棉甲里面其实还有内衬铁甲，外面使用铜钉进行固定，是一个复合甲。棉甲是蒙古人的发明，明军也很喜欢使用，到了清朝，就更是棉甲的天下。棉甲的优点是，非常轻便，只有30-40斤。相比全套铁甲的60-70斤，已经非常轻便了，符合一般官军的体重和体力。否则光是披甲就把人累垮了，就更不用提打仗了。
《纪效新书》：“南方地形险陷，固多用步。步驰难以负重，天雨地湿，铁甲易生锈烂，必不可用矣。倭夷、土贼率用火铳、神器，而甲有藤、有角，皆可着用，但铅子俱能洞入，且体重难久。惟舟中可用重甲，盖不行路，不蹈泥田，贼惟铳子可及，非坚不能御。除铁甲图于舟师，今不载。兜牟亦用藤，内以绵花衬帽，甚坚且轻，无可加矣。”
从以上可以看到，真正的全套铁甲在战场上，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并不适用。而北方寒冷，棉甲更是一物两用。虽然对于刀剑等钝物的防御不如欧洲的板甲，但是，对于弓箭和鸟铳的防御极好，非常适合我国当时的军队情况。
鉴于以上情况，刘丹准备给士兵装备棉甲，最多配一个钢盔，这样原来定的三百亩棉田就不够用了，只有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
刘毅带来的黎族三户人家，都是当地种棉纺织能手。黎族的纺织业有很久远的历史，就是在东晋，黎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黎锦是以棉线为主，麻线、丝线和金银线为辅交织而成。东方、昌江地区黎族创造了扎染与织造相结合的织锦工艺。其经线多采用缬染法（即扎染），在一个扎线架上编好经线，然后用纱线在经线上扎结，染色后拆去纱线，即出现蓝地白花的图案，再织进彩色纬线。
黎锦制作精巧，色彩鲜艳，富有夸张和浪漫色彩，图案花纹精美，配色调和，鸟兽、花草、人物栩栩如生，在纺、织、染、绣方面均有本民族特色。黎锦以织绣、织染、织花为主，刺绣较少。染料主要采用山区野生或家种植物作原料。这些染料色彩鲜艳，不易褪色。各地黎族人民根据自己的喜好，创造了多种织、染、绣技术。比如，白沙县黎族人民有一种两面加工的彩绣，制作精美，多姿多彩，富有特色，有海南"双面绣"之美称。黎布因为密实，常常用来作船帆。
黄道婆把这些技术传回内地的时间是宋末元初。黄道婆重返故乡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来后，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她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故乡人民。一边教家乡妇女学会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一边又着手改革出一套赶、弹、纺、织的工具：去籽搅车，弹棉椎弓，三锭脚踏纺纱车。虽然她回乡几年后就离开了人世，但她的辛勤劳动推动了当地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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