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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女”的意思就是“诸女”之意，刘向当初是写诸多女子，有美德有恶行，主旨并不在贞节烈女，相反，倒是拿贞节烈女作为陪衬。后世特别是宋明理学盛行，大肆提倡贞节烈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改编刘向的《列女传》就大行其道，“列女”遂成为“烈女”。
西汉时期人们对妇女的评价是多元化的，对妇女的态度是宽容的。但主要还是从女性的聪明才智、气质能力、精神风貌、语言能力等内在美方面去评价。
但是到了东汉和帝的时候，“女圣人”班昭出现了，她是班固的妹妹，帮班固完成了《汉书》。她还多次入宫，给皇后、贵人当老师。当时人们称她是曹大家。因为她的丈夫去世很久，她一直都战战兢兢，生怕自己一不小心给父母带来耻辱。四十年做媳妇的经验，加上班昭熟读儒家经典，她写出了《女诫》。其实当初班昭写《女诫》，是作为家训来写的，主要给自己的女儿看的，没有想到无意中流传了出去，被众贵族追捧，成了封建时代女性的第一本教科书，也成了女人最全面的一个枷锁。
三从四德就是她提出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也是从她这里引申来的。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齐音斋）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女诫》中把家庭关系的责任压在了女人的身上，只有按要求做好自己，才能家庭和睦，家庭不和睦，必然是女人做的不好。以至于后来有句话：“千年的和尚修成佛，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自己这辈子难过，最后害得普天下妇女都陷入灾难的深渊，遗毒至深，所以刘丹有点怀疑她心里变态。
有句话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逼急了兔子也会咬人，更何况一个大活人呢？不过因为以前妇女经济不能独立，反抗的结果就是一死了之，没有出路。
但是后来不一样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族群“自梳女”。大约自在明末清初年间，广东省顺德地区的种桑养蚕行业的发展日益兴盛，女性透过从事种桑、养蚕、缫丝渐渐握有养活自己的经济能力，这在过去的封建社会是未曾发生；这时期，未婚女子都会梳着一条长辫子挂在背后，留待结婚时由母亲或女长辈替其挽成发髻。
时代动荡下，在这群有能力自食其力的女性当中有的为了能够掌握其自己的命运，不再成为盲婚哑嫁的被动者，她们逐透过特定的仪式，像已婚妇人般将头发自行盘起来，以示终生不嫁、独身终老。这种自梳的风俗，亦自顺德开始在珠江三角洲蔓延开。
乡约规定：如有勾三搭四，乡党不容，违者处以酷刑，捆入猪笼投河浸死。形成这一习俗的原因，一来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家庭权柄操持在丈夫和翁姑的手里。女子若嫁进穷家，养儿育女，挨饥受穷，精神和肉体都会遭受折磨；若嫁到富家，又担忧丈夫见异思迁，弃妻宠妾。因而不少农村女子，为了摆脱夫权的束缚和虐待，宁愿牺牲青春，矢志不嫁。二来当时蚕丝业比较发达，需雇用大批育蚕、缫丝的女工，这为寻找出路过独身生活的女子创设了自食其力的经济条件。
据《顺德县志》记载：当时，顺德蚕丝业发达，许多女工收入可观，经济独立。她们看到一些姐妹出嫁后，在婆家受气，地位低微，因此不甘受此束缚，情愿终身不嫁，于是产生了自梳女。珠江三角洲其它地区的自梳女情况与顺德相仿。
然而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蚕丝业衰落，这一带的年轻女性听说到南洋打工收入丰厚，遂结伴前往，许多女性在南洋打工多年，没有谈婚论嫁，五六十岁时，买来供品拜祭天地，也就成为了自梳女。而她们就是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
八十年代的时候，很多打工妹到沿海打工，赚的钱都寄回家给家里盖房子，给哥哥娶媳妇，然后自己出嫁的时候又给家里赚一份彩礼钱，可以说自己没有经济自由。当然，后来的打工妹就不会这样了，钱都留着自己用。
现在襄阳这里办了很多的工厂，纺织厂、针织厂，缫丝厂，还有印刷厂，招了这么多女工，这个问题也就出来了。
习嘏对于这个问题也很头疼，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咱们处理这个问题就是两边都不讨好。孝敬父母、公婆都是应该的，钱肯定要拿出一些，但是究竟拿出多少，这就有讲究。”
刘岩道：“这个问题要处理好，要不然人家都说是咱们老刘家伤风败俗。”
孙氏看着刘丹，道：“丹儿，你点子多，拿个主意。”
孙氏知道自己这个儿子特立独行，看法不流于俗世，在刘县他都要求女孩子也要上学，肯定能公正地处理这个问题。
刘丹考虑了一会儿，道：“这件事情确实要处理好，因为今后男子要当兵打战，女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劳动力。佛家说众生平等，我们虽然不强调和那些畜生平等，但是也要做到男女平等。妇女和儿童是弱势群体，我们乘着这个机会制定一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从各方面规定妇女儿童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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