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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默后来被石匆打败，从密县南奔建康。李矩知道后大怒，让郭诵等人写信给郭默，李矩又对郭诵说：“你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吗？当年迎接郭默归顺，都是你出力促成，他临危而逃走，一定要把他留下来。”郭诵追赶到襄城，郭默自知有负李矩，于是丢弃妻子自己逃跑。郭诵把其他的部下带了回来，李矩还是和以前一样对待郭默的妻子。刘岳看到外援无望，只好投降石勒的堂侄石虎。
当时，李矩的将士私下密谋背叛投降后赵，李矩无力镇压，只好率领部众南下投归朝廷，手下士众在途中纷纷逃亡，只有郭诵和参军郭方、功曹张景、主簿苟远、将军骞韬、江霸、梁志、司马尚、季弘、李瑰、段秀等一百多人带着亲属跟随。走到鲁阳县时，李矩坠马而死。
说到这时，钱风唏嘘不已，良久，问道：“襄阳太守桓宣和李都督应该很熟悉，你们没有向桓宣求援？”
“求了，桓宣世伯说襄阳势弱，鞭长莫及，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商队护卫，帮我们撤出亲属。”郭诵叹息道，“只是司州完全丢失，淮北沦陷，十多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可怜那些追随我们的荥阳民众，落入羯贼铁蹄之下。”
其实很早的时候厚德商行就和北方的这些坞堡、流民帅做生意，刀剑、盔甲茶叶、白酒都送往这些地区，换回马匹、皮货和牛羊，只是这些人都是穷哈哈，没什么油水，有些精明的家伙倒卖刘家的物质输往北方，赚了一大笔钱。只是刘家的粮食很少，自己也不够吃，再加上还要酿酒，所以基本上没有出口。
前赵和后赵在司州河洛大打出手，除了商队，襄阳没有派出任何的武装力量进入这一地区，明摆着不想赶这趟浑水，对李矩的帮助也很有限，这让李矩非常不满。桓宣劝李矩把民众全部迁入南阳，但是依照襄阳的土地政策，这些人全部要打乱，分散在十几个农垦场，而且没土地所有权，李矩当然不愿意。没有地盘没有人，自己就是龙困浅滩，飞不了天了。
钱凤见多识广，倒是很理解这些坞堡堡主和流民帅。就像王含也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地盘和军队。身居高位，号令群雄，尝过这个滋味的人你让他放下这些还不如杀了他。王敦是没想头了，王含倒是想法很多，这件事情还真不好办。
由于中国国家形态的比较早熟，在社会制度上，氏族残余也长期严重遗留。因此自秦汉以来的农村，民众依然以氏族为纽带而巩固结合起来，他们是聚族以居的，通过血缘的结合关系，在坞堡壁垒之间，都勒宗姓，加以武装，或举宗而避难。
这种坞堡在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得到长足的发展，这时候比较著名的有河东之汾阴的薛强，平阳人李矩，河内人郭默，广平易阳人刘遐等人。这些坞堡组织对于新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刚开始是持敌视态度的，后来这些少数民族建立起稳固的政权之后，他们也会采取灵活合作的态度。
石勒在建立政府刚开始对于北方花开遍地的坞壁进行了武力征服。石勒曾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陷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以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石勒南寇襄阳时，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荡平之后，迫使坞堡组织输粮以供军需。
但是单凭
武力镇压无济于完全铲除坞堡组织，就不得不与之妥协，采取怀柔的政策，承认这种割据现象。以坞堡主为长官，授予官职，让坞堡主继续统领坞堡内的人民，这实际上是保留坞堡原有的组织形式，并且从政治上确定了坞主统率一方的合法权力。因此，这些独立性较强的坞壁组织成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人民的最基层地方组织。
当少数民族政权慢慢壮大的时候，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坞壁组织归附。 但他们无力根除这种地方势力，其国有政权只有通过与坞壁主的合作而暂时稳定。但是，动荡分裂的因素也因此潜伏下来，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这种地方势力就会乘机而起。这就是五代十六国建立的政权命都不长，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马上就分崩离析的原因之一。
祖逖北伐的时候，对于淮北的这些坞堡也是采取绥靖政策，至少名义上你要听从我的指挥，对一些顽固不化的家伙才会拔除。当然，你要想指望他们完全服从也不可能，一般这些家伙都是骑墙派，谁的势大就听谁的，有点像后世战争时期的伪保长。其实建康朝廷对于这些坞堡和流民帅也是有利用，有防备，一直不允许这些流民过江。
而且北方少数民族还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部落组织，前赵、后赵、包括后来的前秦政权对于那些归顺来投的部落，在组织上没有解散其部落，在统属关系上让部落酋长与部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组织上不分离，地域上相契合的地方势力。这些部落时叛时降，同样加剧了社会动荡。
前赵实行胡汉分治，将汉人与胡人以不同的制度作统治，刘聪同时居皇帝（汉人的君主）和单于（胡人的首领），汉人以户为单位设官统治，而胡人以落（指以帐篷营生的单位）为单位，设不同系统的官员来统治。另一个统治特色是，以种族、部族为中心的政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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