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几乎每一次在南方或越南缅甸地区的作战，史书上都有“军中大疫”的记载！在这一种情况下，中原王朝自然很难持续，所以每一次都是打败对手之后，就匆匆班师回朝，饮恨东南亚，根本没办法长久作战，原因就在于无法防范疟疾！
其实，对于疟疾问题，西方人也没有好办法。在殖民时代，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在殖民南洋时，开始也只是占据一些据点，并不敢深入内地，除了实力不足之外，还因为疟疾问题！
在19世纪，中国人下南洋的时候，疟疾的发病率甚至超过70%，死亡率更是达到30%。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已经有了奎宁，但发病率和死亡率依然很高，对西方人也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上，由于疟疾而造成减员有数十万人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上更为严重，尤其是热带地区的岛屿上，疟疾让美日双方头疼！
最著名的是1944年，日军出兵印缅边境，因帕尔战役还没有开始时，10万军队就有6万余人患疟疾，不战自溃。如果没有疟疾，日军一旦打进印度的话，二战格局又将如何？关于疟疾，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曾发过一句经典的牢骚：“我的士兵 1/3
得了疟疾，1/3 在照顾疟疾患者，只有 1/3 能战斗。”
实际上，一直到越战期间，疟疾依然是东南亚战场的关键阻碍！1967~1970年4年间，侵越美军因疟疾减员损兵80万人！
疟疾还有一个名称叫隔日虐，就是你今年患上了疟疾，挺过来了，明年这个时候还会发作，又来一回，很难断根，搞得人苦不堪言，在海南，赣南都有这种疾病。
东南亚闷热，潮湿的天气，加上蚊虫叮咬，很容易得皮肤病和其他疾病。对于这些困难，除了青蒿，蚊香，蚊帐，加上一些诸葛行军散之类的中药，刘丹没有其他办法。不过只需要在海边建立几个节点城市和港口，不需要深入内陆雨林地区，相对来讲情况稍微好一些。
桓宣道：“让他们不要征服，开始找一个落脚点就行，慢慢发展，这样困难就少一点。另外江东的一些士族土豪，占有大量的土地，让王含把他们全部带走，我们今后土改的阻力也会小一点。我们在福建经营得不错，可以作为他们的后勤基地。”
钱凤这边事情的基调定下来了，下面就是关中刘曜的事情。
六月，石虎抓捕了刘岳及其部将王腾等八十多人，还有氐羌三千余人，都押送到襄国，坑杀士兵一万六千人。八月，刘曜兵败退回关中，到渑池时，穿素服哭祭，七天后才入城。而郭默南奔建康，李矩部下率众二千投降后赵。石生占领整个河洛地区之后，兵寇方城，被击退之后没有恋战，退出方城古道，方城守军也没有追赶。
十月刘曜派出使者到襄阳，要求和荆州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石勒，并且要求襄阳提供火枪火炮，刘曜愿意用战马交换。
结成联盟当然不能答应，要不然石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襄阳了。至于枪炮嘛，这个问题要商量一下。
“关中有不少战马，我们要想办法弄过来。”参谋长叶涛道，“我们以前换回来的马匹大都是老马，有的只能拉车耕田，叶瑾跟我说了很多次了。”叶瑾这个骑兵旅长有点名不副实。
这是一个现实的困难，铁器，粮食，马匹这些战略物质都是刘曜和石勒政权强力管控的，禁止母马交易，限制马匹交易，通过商业贸易获得的极其有限，而且母马很少。今后*进攻关中、洛阳和黄河以北地区，没有战马根本就寸步难行。而且内陆地区的战马因为没有驰骋之地，体力和耐力都不行。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政。正如北方游牧民族对于江淮密集的水道望水兴叹一样，中原对于北方广袤的草原也是仰天长叹，一个要下马操舟，一个则是要上马骑射，都是需要干自己不擅长的活计。
古代职官有一个“司马”。马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占据重要地位，春秋以前的职业化军队主要由贵族出身的子弟组成，战争方式主要是战车的列阵对阵冲锋，而古代的战车是由马拉的，所以马的地位极其重要。形容哪个国家军力强盛，就称呼它为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之类的，由于这层关系，司马其实是专门负责管马匹的官，是非常重要的军职。殷商时代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并称五官，掌军政和军赋；春秋、战国沿置；汉武帝时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号；后亦加于骠骑将军；后汉单独设置，皆开府；隋唐以后，为兵部尚书的别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