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首议理政，李世民非常满意，已准备了许多的话要说，谁知突厥竟来捣乱。李世民的心里非常不舒服，鉴于房玄龄已为这次讨论作了总结，更不想再多说什么，平静地对群臣宣布：
“突厥来犯之事，由兵部及有关人员专议，原定明日的讨论，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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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李世民首先训言：“朕之大唐王朝，自建立以来，太上皇帝励精图治，一改隋朝政治颓风。可是，大唐王朝初建时，国内尚未统一，太上皇帝主政八年，主要精力还得用于‘削平区宇’，统一国家的各项战事之中。由于隋末战乱，狼烟四起，群雄割据，国家四分五裂，不仅耗光了本来很充裕的各项国家储备，还使得如今的大唐王朝，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然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社会现状，异常严峻。”
说到这儿，李世民稍稍一停，然后提高声音，来谈自己，接着说道：“朕自继承大统以来，一直在想着这些事情。希望能找出一个好的方法，改变这些社会现状，使朕的大唐王朝，能够尽快走向昌盛繁荣。到时候，现在还猖狂地来向我大唐王朝挑衅的突厥，就只能乖乖地拜倒在这太极殿里了。”李世民说到这里，渐渐地激动起来，更加的提高了声音，大声说道：
“昨天，我们讨论了隋朝灭亡的原因。今天，我们要大家讨论的问题是：而今百废待举，百乱待治，在此大乱之后，究竟可不可以举？能不能够治？”
李世民的话语刚落，朝殿中群臣，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房玄龄见了，也提高声音说：
“皇上已将问题提出来了，大家可以就此发表高见，以报答浩荡皇恩于万一。”房玄龄话罢，魏征站出来说：
“细观我大唐王朝，确实是一个‘乱’字了得。只是如今要治这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一是生乱之魁手，已然尽除。二是思定为人之本性，乱后治理，是非常容易教化的。因为久乱于人，犹如久饥，乱后教化人，犹如以食予饥人一般，他不但不会挑食，而且很容易吃饱。”
陈叔达听了，不以为然，说道：“魏左丞之言，看似比喻妥贴，实为大谬也。圣人尚有言曰，使人学好，百年不长；使人学坏，半年有余。如今乱时，已有多年，短时之内，何以能治？”
魏征听了，想起孔老夫子的典故来。当年夫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曾信誓旦旦地对各国君王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想到此，魏征微微一笑说：“仆射所言，是从平常人做事育人来说的，对于智慧非常高的圣贤之人，譬如我们的皇上，就不适合。智慧非常高的圣贤人做事育人，讲究的是以信立威。威立而能使下同上心，结果一呼百应，进展速度非常之快。我说三年成功，还是把时间说长了的。”
李世民听了，非常高兴，正想表一个态度，只见萧瑀一步上前，指责说：“魏征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言，必败乱国家也。”斥罢，萧瑀引经据典，从夏商周三代一直说到秦汉，最后问诘魏征：“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耶？”
萧瑀斥罢魏征，几个老臣表示符合，争相发言。房玄龄、杜如晦等则站在魏征一边，双方开始对抗舌辩。一时间，原本平和的气氛，变得相当激烈，平时儒雅清高的大臣，变得脸红脖子粗起来，有的甚至还对人身进行攻击。相比之下，魏征官微，资历尚浅，与皇上的交往，时间也很短。可是，他抱定不以一己之生死、得失为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宗旨，却也能毫无惧色。只见他援古而喻今，从三皇五帝说起，用一个个大乱后达到大治的典型事例，反复证明他的“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的观点，最后总结说：“社会，其实就是在一乱一治、乱中求治中得到发展的。假如只在一旁说百姓们狡诈，不那么纯朴，以至于造成现在世道的混乱，还不如认认真真来教育他们，这才有效，你们说是吗？”
对于魏征最后的诘问，萧瑀等反对者也一时哑口无言。李世民见了，心中暗自称快，惊讶此举收获远胜于事先之料想。不但解决了“乱”可以速治的问题，还发现朝中官员竟然有明显的两派。一派是以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为首的少壮改革派，一派是以萧瑀、陈叔达、封德彝等为首的元老反对派。看来，今后朕在用人的问题上，又要动一番大的手脚了。李世民这么想着，对双方敢于直言的行为都进行了表扬，然后缓缓地说道：
“人的看法，常常会有所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也。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可以明了真理，使朕取之于国策，兴朕之大唐王朝也。细析众臣之言理，朕已经决定要大治天下，使朕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何以为治，还望诸大臣认真考虑，明日再议。”
说到这里，李世民朝房玄龄一使眼色。
房玄龄自然心领神会，大声说到：“今日廷议，就止于此，明天继续廷议，议题是：何以为治。明日悉听诸位高论。”
太监待房玄龄言毕，大声吟唱：“散朝！”（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