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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也是城市的现代化，如果城市始终不能增加人口，将更多的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那么工业化就会很难进行，像在欧洲，就是因为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起源便来自于欧洲的蒸汽机革命，使得纺织工业得以快速发展，原本手工纺织被新的技术所取代，从而大规模生产成为了可能。

而那时的欧洲对于美洲和其他地区的殖民尚且还没有到特别成熟的阶段，那些工厂主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原料，大量的地主把自由民手中的土地收购过来，然后用来养羊，从而收割羊毛提供原材料，而原本拥有土地的人变成了无产阶级，则只能到城市里去谋生，而工厂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使得工厂得以壮大，进一步扩大了纺织工业的生产力，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化。

但在中国大地主虽然也有，但大量的土地还是集中在小农的手中，他们没什么钱，手中的土地仅仅够养活自己，这些是占宋朝人口大多数的，到了宋朝后期，土地兼并才会慢慢开始严重，而此时这个问题显然还没有凸显，因此像沿海地区，因为城市的高度发达，所以人口会大规模的移动，同时当宋朝收复江浙的时候，钱氏所统治的越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是和平解放的。

所以这一片地区的老贵族们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冲击，宋朝也承认了这些地主们对于土地的统治，因此并没有像其他土地一样，将大量贵族们的土地那回到朝廷的手中，然后再给农民，进行所谓的再分配，因此江浙地区的土地是高度控制在少数人手中的，而浙江农田又比较少，大量的山地和丘陵，使得这片地方的农民只能往城市里走。

毕竟相比起给地主们打工，给资本家们打工能够赚取到的工钱要多得多，因此浙江是所有沿海地区中，工业化发展最好的，从原本城市人口才百分之十四的省份，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如今浙江地区的城市化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七，全省百分之五十七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和小镇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口居住在乡村，是整个宋朝城市化率最高的城市。

而内地相比起这个数据来说就差得多了，像湖南，江西这样的地方，城市化率才堪堪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依旧居住在农村，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匪患，他们的存在让农民不愿意前往城市，当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是他们的手中有土地，通过土地创造财富，可以让他们不用像浙江的农民一样，因为他们是租用地主的土地来进行耕种。

除了要受到政府的剥削之外，还要受到地主们的剥削，因此在乡村种地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而在湖南这些地方，土地是属于自己的，他们不需要被地主阶级剥削，只需要按时缴税就可以了，而随着宋朝逐年递减农业税，如今农民们每年交的税大概相当于他们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左右，这是极为低的税了，几乎相当于没有了。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降低，所以他们的日子其实是过的十分不错的，这自然也让他们不需要来城市里工作，这两个因素，阻挡了许多农村的人进入城市，参与城市化，对于后者，朝廷自然不可能去插手，比如说把他们的土地给没收了，朝廷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这只能交给市场经济自己来处理，而前者朝廷是能够插手的。

让那些想要进城的人，不至于被各种因素所打扰，从而提高城市化率，这无疑是未来宋朝经济增长上重要的一环，毕竟相比起农民来说，工人能够创造的利润要大得多，对于国家也更加重要，根据经济学上的统计，一个成熟的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等于八个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因此朝廷自然是要把更多的农民变成工人，这样才会让国家得以发展。

更何况农民住在乡村里，他们的消费是很低的，中国的农村往往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国家一样，对外的消费非常的少，基本一切东西都可以自己解决，所以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不仅仅稀少，同时对于消费也没有多少的提升。

而工人则不同，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赚取金钱之后，自然需要消费，而如此一来，就可以促进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而他们所赚取的钱存在银行里，则可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因此将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着很多好处的。

更关键的是，相比起农村人口，城市人口无疑要更加好管理，在城市里，朝廷可以制定更加标准的行为规范，而在农村，很多事情即便有法律，但人们往往也更加习惯自己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朝廷，而且在城市里，工人往往要更加理性，接受的教育也更多一些，所以相比起农民来说，工人无疑是对国家更加有利的。

因此保护交通的畅通，国家的安全，这一点十分重要，为此，朝廷专门扩充了宪兵部队，让他们来专门负责每一个路的交通安全，以及进行剿匪活动，保证周围民众能够获得更加多的安全感，以让他们愿意进城市工作。

这项政策自然得到了资本家们的支持，沿海地区的人口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更加广泛的与内地的人口相连接，创造更多的收入，这是他们如今急迫想要做的事情，让农民去买闹钟，去买丝绸做的衣服，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把更多的人工业化，这是对于资本家来说，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