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冷静下来的亨利克惋惜道：“我曾在奥斯坦德公司做过事，也去过广东和松江。那里的商人只想着把货送到我们的船上，却从没想过要把货运到欧洲。”
“这一切的根源，可以听到自由贸易号的那些军官们提起，都是因为那个狗娘养的刘钰。他的政策，蛊惑了帝国的皇帝，让他们的皇帝和商人变得贪婪。这不再是那个礼仪之国了。”
痛骂了刘钰之后，又道：“还有这一次他们送回来的战俘，那群老掉牙的家伙，就应该老死在蒙古人的手里，而不是回来。他们回来，带来了东方人的贪婪。”
“那群被俘的蠢货，就应该在西伯利亚挖土豆！为什么要回来？”
骂的还不够爽，尤其是想到当年在奥斯坦德公司的经历，那时候的广东真的是个天堂般的地方。
可现在，那群中国人居然挥舞着关税的大棒，妄图从他的利益中分走一部分，亨利克怒不可遏。
然而……
“毫无意义。”
卡姆比尔冷静无比地指出了亨利克的话，都是废话。
“辱骂解决不了问题。上帝也不会惩罚他们。我们现在要明确一件事，对华贸易不能停下来，更不能允许他们提高关税。”
“先生们，如果他们提高了关税，我们对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将毫无优势。我们的优势，是可以走私。而走私的价格过高，他们为什么要冒着风险买走私品？为什么不直接去拍卖荷兰或者英国人带回来的茶叶？”
这个最现实的问题，终于直白地摆在了这群无能狂怒的股东面前：如果大顺加了关税，那么客户为什么不去买“合法”的荷兰或者英国货？
等到股东们都冷静下来后，卡姆比尔说了说自己对未来的前景。
“先生们，虽然让中国商人插手，会损害我们的利益，但我们必须清楚，如果不允许，我们将毫无利益。”
“我给你们算一笔账。一艘船前往中国，大约需要90万西班牙银元的货款。周期是一年半。我们现在平均每年要派遣大约六艘船。这就是大约600万银元。”
“如果他们前往中国，却发现没有人敢卖给他们货物。不算耗损，这600万银元，一年半的利息是多少？只要他们稍微进行一下阻拦，错过了季风，我们从利息上就要损失大约100万银元。而你们都清楚，公司还欠着银行家们一笔钱，我们虽然暂时不用偿还本金，但却要支付利息。”
“这还是中国朝廷只是用行政手段进行阻碍的前提下。而如果他们真正的执行了政策，我们就只有破产一途了。”
“先生们，先生们！我想你们应该清楚，那个东方的帝国，是个绝对的君主制帝国，他们甚至没有贵族，哪怕是公爵，也只是皇帝手下的官员，他们会用一种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态度，执行皇帝的命令，不会有任何折扣。”
“相信我，我在31年之前就去过中国三次，31年又去过一次，我太了解那是一个怎么样的、高效的官僚国家。他们皇帝的话，就是法律。”
一部分股东没去过中国，尤其是一部分股东亲眼见证了瑞典的国会是怎么逼迫女王签署命令放弃绝对君主制的；他们也没有见过真正科举制下的完善官僚体系，一个完全地彻底执行皇帝命令的官僚机器。
可是，卡姆比尔见过，在奥斯坦德公司做过事的亨利克也见过。
刚刚还辱骂的无比爽快的亨利克沉默了，他清楚卡姆比尔说的都是事实。
一个福建的节度使，就能让瑞典商船拿不到一担武夷茶。
而他们，没有走私的能力，荷兰人和英国人会在第一时间向大顺官方举报，他们进行违法的走私活动，从而给荷兰人和英国人一个千载难逢的挤走他们的机会——而上一次搞掉同样类型的竞争者奥斯坦德公司，还是趁着奥地利变更继承法的《国事诏书》，用支持女子即位换取废掉了奥斯坦德公司；如果大顺这次真的不允许和瑞典贸易，有大顺商人走私的话，荷兰人和英国人会高兴的燃放烟花。
荷兰和英国人当年在日本的“平山常陈事件”，足以证明他们的胆子足够大，头脑够聪明，并且乐于利用东方帝国的官府来达成他们排挤竞争者的目的。
对大顺的生产者而言，瑞典只是个可有可无的选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都可以承受他们的货物缺口。
大顺，或许是此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敢于“放弃部分出口”的大国，并且不会对帝国产生哪怕涟漪一般的影响。
在给这些股东们解释清楚了东方帝国强大的官僚体系后，卡姆比尔又说起来他的展望。
“我认为，我们和中国商人合作，并不会损失太多的利益。首先，我们的银币不足，每次的购货量都受到限制。而且我们在那边的时间很短，在供货方面，我们也竞争不过荷兰人和英国人。奥斯坦德茶叶事件后，英荷都派出了专业的对华贸易人员，始终储备着大量的现金，用于确保不会出现类似的竞争事件。”
“如果能够有中国商人参股，先生们，就像是这一次我们拿到订烧瓷一样，我们可以拿到比荷兰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更好的货，而且货源绝对保证。”
“我们的客户需要更多的茶叶，更多的丝绵混合布，以及更多的瓷器。我们想要扩大贸易，又必须要造新船。这艘在建的哥德堡号，就耗费了我们今年的大量利润。如果中国的商人能够出船，出货，在保证我们原本股金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和他们谈。”
“我们可以划定一个份额。但是，绝对不能够让他们断绝贸易。”
“事实上，先生们，公司对国会的最大保证，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些货物不会在瑞典销售，而是走私给第三国。只要确保这个保证的底线不被逾越，国会是可以接受我们的条件的——爱国者，会考虑中国和俄国的对立关系；入股者，会考虑东印度公司会不会破产。”
“而这，正是我们可以煽动国会攻击反对者的方向：谁不允许和中国商人合作，谁就是不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