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前藩外的战场上，陆战队正在打扫战场。
层叠的死尸之下，年还不到三十的弘前藩武士乳井建富正在人堆里装死。
此时他还不叫那个稍微更出名一点的名字乳井贡，因为这个“贡”字，是他解决了耐寒稻在弘前推广、改革财政政策之后被藩主赐予的名字。
这个名字，明治时代的日本小学生应该会很熟悉，他编写过《珠算初学》，百五十年后日本普及小学教育的时候，用的就是他在这个时代编写的课本。
他并不是个胆小的人，只是刚刚的战斗，大顺军的野战炮和开花弹打的太准，弘前藩的武士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甚至刚刚集结完成就被火炮轰散，看到这近乎绝望的战场，乳井建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去亲眼看看大顺，看看大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靠的到底是什么才变得如此强大到不可对抗。
这不是一时的叛逆，而是一直以来存在他心头的疑惑。
几年前，松前半岛的火山爆发，烟尘遮天，随后便是一场洪水，饥馑遍地，饿殍遍野。
那时候还在学朱子学的乳井建富，第一次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
治民之前，先修己身。
而乳井建富看着遍地的饥民，心里疑惑道：“如若等待身修，则目前之饥民如何是好？”
圣人之学，能否解决百姓吃饭的问题？能否解决水稻很难在弘前种植的难题？
后来拜访老农，发现老农用浑浊的、富含火山灰的浊水浇灌土地，他若有所悟。
认为人身如水，修身之后，若如清水。而清水，只有在人喝的时候，才有用。
而浊水，若不是为了喝，而是浇灌土地，浊水反倒比清水有用。
既如此，这圣人之学，应立足于“用”，而非只是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修身可用。
稼穑工商，利民可用。
圣人之学，在之“用”字。
他自以为自己是“王阳明悟道”，去问了问朱子学大师，结果被人一顿臭骂；又去问了问古儒学的大师，结果也是被一顿臭骂。
可能他悟出来的道理是对的，但这绝对不是儒家的道理，完全就是一个粗读了一点四书五经、没有领会儒家真正思想的年轻人，自已瞎琢磨的曲解圣人之言。
功、利，沾上这两个字，就和儒家一点都不沾边了。
就像是经，可以解出来不同的学派，但牛顿终其一生也不敢反对“三位一体”，以至于死后许多年才悄悄把他对三位一体的神学疑惑拿出来。
乳井建富的想法，完全成了异教了，即便是号称要用实学的古儒一派，也在理论上痛斥乳井建富，根本就不是儒生。
所以在大顺的陆战队突袭弘前城的战斗中，看着炮弹在他们头顶准确地爆炸，像是用了妖法一般，许多人惊呼有鬼，可乳井建富知道，这……只是一种学问。
他知道，唐国是天朝，是真正的仁义之国，是儒学圣地。
他想知道，天朝的儒学，是怎么解决修身和功利的矛盾的。
既是解答自己的疑惑，也是为救日本寻找一条道路，在他看来，朱子学并不能解决怎么抵挡唐国大炮的难题，也不能解决水稻在这里减产的难题，更不能解决弘前藩财政困难的难题。
或许，大顺军会刺死他；或许，他根本没有机会去见识见识；亦或许自己就算学成偷偷跑回，也会背一个背叛装死的名声。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夫常者，积变而显；变者，积微而通。故常亦变也，变亦为常，常变本非云两。”
时代，始终在变化。
不应该死板地去“在行为上效仿先王孔孟”，而是要把“孔孟先王的对治世的理想，作为追求的对象”。
孔孟那时候的行为，是为了治世。
但时代变了，即便孔孟复生，在这个时代，治世的理想不会变，但行为和做法一定和以前不一样。
“贵已逝孔孟之所行，于国家无任何益处；贵已逝孔孟之所求，方为真士”。
于是他选择了装死，在装死之前，用死去同伴的血，在撕下的白布上写了几个汉字。
他要去解决自己的疑惑，将来救一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日本，哪怕身背什么骂名。
身着青衫的陆战队拿着刺刀补刀到他身前的时候，乳井建富猛然跃起，在大顺军开枪之前，展开了那条白布。
“恨不为华夏人，心慕之，奈何锁国不能至。请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