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斯图耶夫隐约觉得，刘钰支持政变的原因，不是为了“中俄互不侵犯”，而是为了“让俄国西进”。
这里面看似是一回事，但仔细想想，却分明是两件事。
如果是为了支持俄国西进，那就解释得通了，刘钰为什么热衷于扳倒掌权的德国派。
可这个问题想清楚，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俄国西进，对大顺有什么好处？
跳出西进是为了东方平静这个“看似合理”的陷阱思维之后，这件事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一开始中法同盟，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大顺为了组建一个以法国为轴心串联在一起的，中、法、土、瑞四国反俄同盟。
但现在想想，这似乎就又有些不太合理了。大顺这边虽说在界约问题上开口挺大，但也不过是一些准噶尔部的旧地，甚至都没有涉及到俄国人看重的毛皮区。
瑞典倒是对俄开战了，按说，大顺要想帮瑞典、削弱俄国，是应该支持政变。
以政变制造混乱。
但问题是，大顺的政变方向，非常诡异，根本就不是照着制造混乱去的。
而是生怕俄国出现了混乱一般，从扣押、监视到登基大典，一条龙服务，整场政变对俄国而言，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还抚平了以往的混乱。
这位大顺的侯爵连一条龙服务都想好了，难道不知道让政变“乱七八糟”，甚至出现了新党、旧党、德国党、俄罗斯正统派的内战，才算是削弱俄国吗？
这场政变，本身也就说明了，大顺其实根本不在意俄国，甚至都没觉得俄国是个威胁。
贝斯图耶夫苦思许久，还是想不明白大顺要一个“强大的、西进的、稳固的、理性的”俄国，到底有什么好处？
单纯地为了帮助法国？
或者，这场政变是凡尔赛宫的请求？
说出这个可能后，汉尼拔立刻就否定了。
“陛下，事实上，我在被俘之后不久，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在考虑这场政变的事了。而那时候，法国和中国之间，连正式的大使都没有。”
“那时候他就提过陛下您的安危，并用修道院关押您的这种可能来迫使我合作。他像是为这场政变处心积虑谋划了许久，甚至于……甚至于我怀疑在奥斯特尔曼伯爵前往京城谈判的时候，他就在考虑访欧和政变的事。”
“这件事，绝对和凡尔赛宫无关。而且，你们不能了解中国的骄傲，他们怎么可能会选择听凡尔赛宫的话？刘钰本人更是不可能对凡尔赛宫有什么私下接触的可能。”
否定了这事儿是法国人的阴谋后，事情就更加诡异了。
贝斯图耶夫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伊丽莎白也是眉头紧皱，她相信汉尼拔的话，那就是说早在十余年前，刘钰就猜测到了俄国政局可能陷入混乱？陷入混乱，倒是可以想到，但如果那时候就考虑到了政变这一步的话，未免有些过于可怕了。
而且，如果那时候就考虑到了政变，以及这场政变行云流水一般的套路，不也正证明了贝斯图耶夫的猜想吗？刘钰从一开始就没把俄国当威胁，那么他说的冠冕堂皇的“为了中俄和平”的理由，就完全不成立。
如果是为了和平，应该是让俄国乱下去、烂下去才对，一强一弱，强者随时都拥有和平，也拥有随时可以不想和平的权力。
西进……俄国西进，对大顺到底有什么好处？
贝斯图耶夫将已知的关于中国的情报在脑海中回顾了一番，又考虑了一下刘钰这边的外交风格，隐约抓到了一些关键。
“陛下，如果这件事与凡尔赛宫无关，或者如汉尼拔中将所说，中国方面早在十余年前就考虑俄国西进的问题，这就有些微妙了。”
“我们回忆一下。第一次中俄战争的时间点，是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前夕、彼得大帝病逝的契机，大顺趁着俄罗斯的内政混乱、以及波兰王位继承问题，通过战争解决了东线边界。”
“随后，趁着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开打、第四次俄土战争即将爆发的空档，平定了准噶尔部蒙古人的分裂。”
“然后，在第四次俄土战争最激烈、瑞典人即将开战、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显然会爆发战争的背景下，迫使我们接受了西线界约。”
“实际上，我们真正与中国爆发的战争只有十多年前那一场。双方投入的兵力也就是千人级别。而剩下的，都是中国方面依靠外交手段，凭借欧洲的乱局，迫使我们答应了他们的界约要求。”
“也就是说，欧洲一打仗，大顺那边也趁势扩张。欧洲这边打完了，大顺这边也就停下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方面在他的其余战略方向上，将会有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故而希望尽快解决中俄之间的矛盾分歧，从而让我们没有顾虑地投入到欧洲战场，而他们则趁机在其余战略方向上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而且，这个战略方向上的敌人，有可能通过我们，给中国造成威胁和压力？比如通过对我们进行资金援助、金币合约的方式。”
“毕竟，中国的周边，只有我们有能力对其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那么，再配合上这一次他来到彼得堡策划政变的举动，我们拨开这些迷雾，就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其一，他的下一步战略方向的敌国，是欧洲国家，并且有钱，可以用给我们财力支持的手段，使中国感受到我们的威胁。”
“其二，这个国家现在是我们的盟友。”
“其三，这个国家是法国的敌人，因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很可能转而亲法，从而使得我们与那个大顺即将开战的国家断盟、并且成为敌人。”
“其四，这个国家和大顺有着利益冲突，并且至少某种程度是接壤的邻国。”
